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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团结——20世纪中国美术主题创作的灿烂篇章

  经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中国在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而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革,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中国美术除了在形式、题材、表现的语言上进行现代化的探索外,还从民族艺术传统中寻求现代绘画传承的文脉,在民族艺术传统中寻求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艺术家力图突破旧有的文人绘画传统,期望复兴中国绘画的活力,以提振羸弱低迷的民族精神。20世纪4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艺术家踏上西行之路,不论是留学海外有西学背景的画家,还是成长于本土坚守笔墨的传统艺术家都把目光转向民族民间艺术传统,从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另一种途径。这一绘画道路最终以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新发现而使中国绘画的题材得到拓展,尤其是在国家新形象的表现方面,“民族大团结”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成为中国现代绘画的重要主题。

  少数民族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风习俗及人文景观,给予艺术家一种迥异于传统审美理想的美感体验,而重新发现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丰富了中国现代绘画的语言体系。艺术家经由写生、考察或者临摹,从民族艺术传统中发现了鲜活的民族民间艺术新形式,为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等艺术家摆脱绘画表现的成规,把目光投向了鲜活的民族民间传统,他们从敦煌壁画中汲取传统营养,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本土风格的艺术道路。尽管他们的艺术背景各有不同,但力图从敦煌艺术遗产中探寻中国艺术精神的目标是一致的。作为世界文化宝库的敦煌体现了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艺术演进路径,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传承的文脉。“决澜社”成员庞薰琹在实践现代主义绘画的理想受挫后,把目光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并继续在绘画的形式主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这些艺术家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与艺术主张,但对于民族风格与民族精神的传承表现上具有相同的绘画切入点——深入民族地区,以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察与采风为特征,将写生作为主要的手段,通过绘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予以了重新的“发现”,使中国现代绘画的题材内容与精神内涵有了巨大的改变,为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的实现奠定了坚

  实的生活基础与现实依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围绕着国家新形象的塑造,绘画成为服务于广大民众的重要文化建设内容,作为上层建筑的绘画艺术,体现着新中国的政治观念与文艺政策。在文艺政策的引导方面,新政府在国家层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意识地开展一系列美术创作活动,民族团结的主题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主题创作的一个独特的篇章。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出极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回顾这段时期的美术创作,不仅可以从中看出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种种变化痕迹,还能够从中理解新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纵观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新中国美术在民族团结题材方面含义丰富,这一独特的主题形式成为新中国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新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各民族之间以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和谐相处,广大美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中深入各民族群众的生活,积极吸收和借鉴民族民间美术中的营养与资源。他们在创作中坚持贴近现实生活,以独特的审美视角观照这个时代,创作出反映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和时代新风尚的艺术作品,以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审美风格。美术家把对各族人民的深情熔铸在创作之中,以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语言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彰显了社会主义美术的文化特色。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突出团结的政治意义,在作品中以“团结就是力量”为核心,表现了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同心同德、并肩奋进的豪迈精神。

  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相对紧张,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更是关系到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否长期稳存。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支援和帮助,使得各民族之间亲近和睦,体现了新政权的智慧和新中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正如毛泽东在19511214日的《人民日报》中撰文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为了真正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注重借用美术图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新中国各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形象。新中国美术少数民族题材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民族大团结”的主题绘画,在各民族中宣传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建立起统一和谐的关系,维护新政权的稳定以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方面是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建立平等互助的友好关系,使少数民族在情感上拥护中共的领导并且消除民族隔阂;第三个方面是塑造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形象,不仅以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上的成果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通过民族风情的绘画来展现中国多元文化的魅力;第四个方面是通过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国际展示,来促进多元统一的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是毛泽东于1949930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标题,也是这次新政协会议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在解放初期成为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后来演变成“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成为国庆及其他重要节日、庆典的规定口号。“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大团结”隐含了中国深厚的伦理观念和政治寓意。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这类作品中,身着不同服装的各族人民不仅同时出现在作品中,而且肢体语言之间呈现着丰富的呼应关系,如握手、手挽手,同奏乐、共舞蹈等成为表现大团结的重要元素。我们往往能在作品中看到国徽、国旗、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形象等作为各族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标志,它们作为团结观念的重要符号,在画面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新年画运动”首开“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的先河,其中以叶浅予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影响最为广泛。叶浅予早年创作漫画,后转向中国人物画创作,尤其擅绘少数民族舞蹈人物。1940年和1945年,叶浅予在四川、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生活体验和写生活动,这对他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1952年至1953年,叶浅予创作了《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件重要的作品。这幅工笔重彩画是为响应“新年画创作运动”的号召而创作的新年献礼,完成后作为年画大量出版发行。该幅作品构图饱满、色彩鲜艳,不仅在改良中国画传统技法上做出了创新,更以独特的主题思想和政治象征寓意在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叶浅予在绘画技法上学习借鉴了宋代院体画的骨法与线条,并融会了中国民间传统的设色观念,在色彩浓烈的画面中,众多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围绕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身边,描绘了共同举杯祝酒的欢乐情景。

  1958年,雕塑家王临乙从法国学习归来,满怀激情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创作了大型浮雕群像《民族大团结万岁》,成为民族文化宫的特色装饰。1959年底,土家族画家黄永玉为庆祝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竣工而创作了壁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该壁画采用传统的沥粉贴金工艺,由90块一米见方的金丝楠木拼接而成,色彩夺目,熠熠生辉,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新中国壁画精品。

  2009年以来,一些由政府部门

与研究单位共同策划主办,体现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展览相继举办,其中以“雪域高原”“天山南北”“浩瀚草原”“七彩云南”“多彩贵州”等为主题的一系列展览最具代表性。这些展览结合文献画集的编撰、历史资料和视频影像的全方位记录,不仅系统梳理和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成就,同时也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艺术传统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脉络、人文价值和社会影响,构筑起一部20世纪中华民族的现代视觉史诗。通过美术作品的视觉呈现,展览成为了解多民族统一的中国人文风貌的窗口,展现了自20世纪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和谐、繁荣发展的国家艺术形象。

  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局面,中国美术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新面貌,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各有不同,在千百年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人情。及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依然还保留着浓厚的信仰传统。新中国政权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尊重各个民族的信仰传统,各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是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体现,是文化史上民族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

  在新中国美术的行进历程中,油画民族化以及国画改造等美术风格的演变都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文化所提供的创作灵感和精神动力。中国各民族的审美文化中所特有的形式美感及生命张力,无不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精神相呼应,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些审美特征几乎都可以在各民族地区的民间艺术传统中找到传承的脉络。另外,民族题材的创作活动通过对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描绘,以绘画的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活进行重新的发现,对于“文革”时期形成的概念化审美范式做了绘画上的修正,对民族地区的诗意表现更是使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得到加强,使民族大团结的主题超越了表面的形式宣教,而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塑造,使民族主题的绘画创作与绘画本体方面的形式探索紧密结合,从而使隐藏于民族风情背景下的形式美感得以升华,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新精神,对中国现代绘画创作产生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民族风情成为画家们热衷于表现的绘画题材,在国家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号召下,艺术家们深入生活,通过对民族地区的写生考察,使民族形式与民族审美精神在绘画上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艺术家以绘画创作使民族地区的诗意生活与美学风范得到传达,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认同,使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内化于艺术本体,成为新中国重要的绘画美学特征。

  (责编:黄丹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