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次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都显现不同的特点和风貌，特别这一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1983年前的各次创作活动在创作意识，创作选题，组织实施等诸多方面更是有非常显著的变化。本文只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次活动的命名中提取“国家”这个关键词，从中探讨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意识演化的内涵和意义。

    今次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被冠以“国家”二字，这是史无前例的，其至少体现三层含义。

    1.活动的行政级别高。

    1950年是由文化部下达任务，1959年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组织，1979年是《美术》杂志自告奋勇，1983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召开，其后基本上都由美协组织，只有这一次是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

    2.活动的意义重大。

    1950年的那批历史画是为苏联摄影队绘制，具体用途不详。1959年是为中央革命博物馆陈列创作。1983年也是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展出创作，1997年是纯粹配合“香港回归”。只有本次活动定位为“国家工程”，作为“实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3.“国家”意识的强化

    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次活动的“国家”意识凸现，得到高度的强化。1950年、1959年1983年的历次相关创作活动，都是冠以“革命历史画”，而这次是冠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用“国家”替代了“革命”，这种有意识的替代，意义非同一般。在文化部艺术司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要充分发挥美术家们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华，艺术地再现特定时代之下特定的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通过创作工程的实施，弘扬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1）这段话的表达的内涵值得仔细分析。在这里，已不再见到“革命”、“阶级”、“政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挂帅”等词汇。这是毛泽东思想美术的特征，也是前几次历史画创作研讨会和理论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而是用“国家”、“民族”、“人民”、“精神气质”、“民族精神”、“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爱国主义”等关键词进行了更深层次更宽泛的替换，用“国家”意识超越或涵盖“革命”、“阶级”和“政党”意识。按通俗的解释:国家是由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并有确定的领土和政府的人民共同体。由此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民族”意识形态。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意识形态回归为民族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然而这种改变在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性”。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在社会形态更迭时期，新旧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阶级斗争尤为激烈。而阶级斗争的最根本任务是改变阶级地位，就是夺取政权。因此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功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为夺取政权提供观念和思想上的支持。在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功用随即转变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从“阶级性”向“民族性”转移，那么在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时，就会有所更新，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单纯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如果“国家意识形态”依照“民族性”的特征思考，我们认为，根据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意识形态可按其民族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单一民族意识形态、多民族意识形态、外民族意识形态等。每个社会的民族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民族的意识形态。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形态是以五十六个民族集合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占据领导地位，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中国社会的思想特征。不同民族意识形态的相互斗争和融合，构成民族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在外国民族侵犯本国民族利益时，本民族意识形态与外民族意识形态的民族斗争尤为激烈。而民族斗争的最根本任务是改变民族地位，是夺取政权，建立国家。因此，民族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功用，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是为夺取政权提供观念和思想上的支持，在建立国家后，民族意识形态功用随即转变为巩固国家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一般来说前一类型的民族意识形态之争是国内民族之争，是中华民族兄弟之争;而后一类型的民族意识形态之争是国际民族之争，是与外族敌人之争，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这种区别我们可以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选题目录”（2）可以看出。“争取民族解放”类型的重大历史题材，计有32个之多，几乎占到100个选题的三分之一。以国内民族意识形态斗争的题材有9个选题，而且以推翻清封建王朝为大部分。因为自清朝建立以来，“反清复明”就一直没有间断，孙中山他们提出的革命口号也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连慈禧太后放出的话也是“宁让外敌，不与家奴”，整个斗争都是与民族意识形态有关。

    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分析,美国社会学者C?格尔茨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目前有两个主要方法:利益理论和紧张理论。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面具和武器;后者认为它是症状和医疗。在利益理论中，意识形态的声明被认为是一种为利益而进行的普遍斗争为背景;而在紧张理论中，它被视为是以一种待续不解的努力去纠正社会心理的失衡为背景。??当然，他们可以同时做到两方面，甚至借助于一方面做到另一方面，这两种理论并非注定是矛盾的。”（3）在过往的几次“革命历史画创作”中，由于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因此创作选题大多数以斗争为背景，以斗争胜利、阶级斗争或合作的事件为重大题材。在今次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由于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性，在“选题目录”中，也有32个选题，也几乎占到选题的三分之一。但这没有什么不妥，因为这些选题的选择是实事求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在学术理论的检视中，也非常吻合意识形态利益理论的解释。C?格尔茨也谈到:“利益理论的基本点是人所熟知的，不必再重述。这种理论被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到某种完善的地步，它们现在成为普通人的标准理智装备，利益理论的巨大优势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它把文化观念系统扎根于社会结构这一坚实土地中，因为它强调那些表明信仰这些系统的人的动机，又强调这些动机取决于社会地位，最主要的是社会阶级。再有，利益理论把政治理论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指出观念是武器，并认为建立一种特殊的现实观——即人的群体、阶级和政党的现实观——的最好方法是夺取政治权力并加强它们。这些贡献是永恒的。”（4）

    然而,在肯定和认同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创作意识并不像过去那样单一和片面.大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中并不只有阶级性和利益理论在发挥作用。并在实践中注意到意识形态的民族性,以及相关建设性。还是如C?格尔茨所说:“把社会看作战场，看作是由原则的冲突所略加掩饰的利害冲突的场所，这种观点使人们忽视了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即规定（或者模糊）社会范畴，稳定（或者倾覆）社会期望，维护（或者破坏）社会规范，强化（或者削弱）社会一致，消除（或者加剧）社会紧张。”（5）换句话说无论那种意识形态中也含有“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这也是“选题目录”中列入27个选题的内在理论原因。这些选题起到了“稳定社会期望”、“维护社会规范”、“强化社会一致”、“消除社会紧张”的作用。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即达到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无论用哪种理论检验，无论放在哪一个社会，其以人为本，以民族为根的内在理据都是可以过关的，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注  释:
（1）《艺术地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美术》，2005年12期第28页。
（2）同注（1），《美术》第29页。
（3）《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系统》，［美］C?格尔茨；《宗教与意识形态》第90页，［G］.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龚方震、陈耀庭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同注（3），《宗教与意识形态》第91页。
（5）同注（3），《宗教与意识形态》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