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老祖籍安徽，出生在江苏常州。年幼时就在家塾学习诗词、书画；十一二岁画的一幅《螃蟹》刊登于《第一次全国儿童绘画展览会》目录的封面上，可见其横溢的才气在年少时便见端倪了。然而，当时执教老师的评价却截然相反，批评说：“季芳（海老原名、字季芳）画得最坏，乱涂、乱画！”原来他的教法是要学生按《芥子园画谱》等画稿作“描红”，依样画葫芦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便视为不守学画规矩。幼时的海老虽然挨骂，却依然“我行我素”。大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朦胧地领悟到绘画的真谛应领会自然美并且贵在创造吧。
    海老与同辈画家相比，其独领风骚之处，是自十四岁起就接触到西洋画法。尽管第一步只是跟周湘学画布景，但就此意识到绘画天地中还有透视、明暗、色彩等新的表现领域。可以说西洋画教育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荒漠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背着画箱在上海滩实地作画。有时偶尔有幸遇到来上海旅行写生的欧美画家，或难得在上海法国总会看一两次画展，而从中得到一些零碎的教益，但毕竟还缺少学习西洋画的文化背景。此外，他还借助于“别发”、“普鲁华”两家洋行进口的外文书刊及画册图片专心翻阅、临摹、揣摩，既求其形，又索其理，还要捕捉其神。海老早年正是在这样捉迷藏似的环境中学习着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西洋画。这对于用现代标准尚属非成年之列的青少年来说，其难度、其精神、其魄力要多大，可想而知。
    然而，海老却出奇制胜地以自己的作品使国内外名家折服和赞赏。梁启超于1923年为其《墨竹》题“孤竹君之二子”。同年所作国画《九溪十八洞》，郭沫若赞叹：“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张君励则称其“择题撰境，能见人所不见，感人所不感”。1924年所作《言子墓》是根据1922年油画写生改作的国画，中西画法的融会贯通使国画大家吴昌硕大为惊叹，欣然题曰：“吴中文学传千古，海色天光拜墓门。云水高寒天风瑟瑟，海粟画此有神助耶！”1927年海老第二次东渡日本，其间，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举行个人画展，作品《泰山飞瀑》、《月落鸟啼丛林寒》等多幅，为日本皇室和收藏家所购藏，天皇特意赠以银杯。名画家桥本关雪尊海老是“东方艺坛的狮子”。海老的油画《巴黎圣母院夕照》，诗人徐志摩看到后不觉神驰，当即大声呼喊：“海粟，你的力量已到了画的外面去了。”1929年至1935年海老两度欧游，油画《北京前门》、《向日葵》入选巴黎秋季沙龙，并应邀展于巴黎蒂勒里沙龙。两次旅欧，临摹、写生数百幅，还以中国画为内容做过六次专题学术报告，不仅在油画创作上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同时在播扬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法兰西学院委员、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推崇海老为“中国文艺复兴大师”；而英国文艺批评家罗兰士?泌宁教授则赞誉道：“刘海粟先生于中国水墨、欧洲油画之法，均造诣深邃，足与近代欧洲诸大师并驾。”
    海老的好友谢海燕先生在1983年撰文说：“建国以来，海粟老人的绘画艺术有两次大飞跃。”第一次是1952年以后，登山涉水，走向生活，行踪遍及华北、西北、中南和华东各地，几年间创作了国画、油画新作三百余件，国画在“学传统的深厚基础上，融会贯通，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面目”；油画则“表现出中国民族气派，油画民族化又承进了一步”。第二次是1977年以后，他应邀到广东、广西、北京、旅大（大连与旅顺地区）、安徽、福建等胜地游览、讲学和创作。八十开外的老人全身心浸沉在艺海中，有时甚至冒着风雨，一天写生了两幅油画，还要另画国画。此时，不仅创造发展了中国画泼墨和泼彩新技法，更是他“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敢标时代之新，敢立民族之异”精神的集中表现。
    1981年至今，海老多次携画展出访了日本、法国、新加坡、德国、瑞士、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弘扬了民族文化艺术，其间获得了29种国际荣誉，为国争光。
    纵观海老的画艺生涯，既无师又有师。无师者，确实没有一位具体的老师为其指路；而有师者，则是中外古今的名作与“造化”，以及同道的交流和各界名人的评点。海老正是在这样的广阔天地间，以其过人的胆略、胸怀、勤奋与追求，博采众长地壮益自身。大概正由于这种特殊的主客观因素的精彩碰撞，才结晶出了一颗不朽的泰斗之星。
    1912年，在上海苏州河北岸诞生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美术图画院。创办人中有已达不惑之年的乌始光等，而校长则是血气方刚、当时才年仅十七岁的刘海粟。其办学宗旨有三条：“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残酷无性、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中华艺术的复兴；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显然，这是当时海老的追求与壮志的真实写照，同时亦是艺术教育拓荒者的响亮宣言，至今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上海美专从成立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正好经历了40年。在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海老的艺术教育思想却在坎坷中得到了磨练与发挥。作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上海美专有三个创举：其一，1914年3月在我国首倡于课堂上使用人体模特儿。海老认为：“学校里一定要练习人体，并不单是要从复杂的形体上去练习准确，便容易去描写一切对象，却还要启发他们无限扩张性的、有普遍性的生命意识。”不料，单纯的教育问题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卫道士们的戒律，就此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反对旧礼教、维护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其二，1918年起把“旅行写生”定为必修的实习课程，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学习生活，学习社会，这在国内外美术院校都无先例；其三，1919年正式招收女生，在上海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女画家潘玉良等便是第一班女生。这些创举尽管都属办学手段，但都源于海老的艺教主张。他早在1924年就提出：“艺术教育就是把艺术的精神，通过教育以培养育化人类美的本能和美的感情；同时还促使这美的本能和美的感情向外表现，普遍地培育出良善的健全的人类。”无疑海老是一位“真善美”的统一论者，所以“诚实”二字被定为上海美专的校训。“艺术救国”之道虽然反映了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是，作为每一位艺术工作者，追求“真善美”，至今仍不失其积极意义。海老还主张艺术教育要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息的变动，不息的改造”，要改进再改进，创造再创造，才能把学校办出活力。据此，上海美专的专业设置、学制管理、课程教材等一直随着社会需求而不断改进变动。有人讥讽其是“变的学校”，然而事隔大半个世纪，以不变应万变的办学模式即将被新时代所抛弃，事物规律的返璞归真应该引起今人的深思。海老的艺术教育思想还深受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影响，“闳约深美”成了上海美专的治学警言。海老曾诠释：“‘闳’，就是知识要广阔；‘约’，就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选择，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人生有限，知识无穷，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以便学有专长；‘深’，就是钻研精神，要入虎穴，得虎子，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美’，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上海美专正是在这样的办学思想下培养了数千弟子，为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2年，由上海美专、苏州美专与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在无锡成立了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海老为首任校长。因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高校的办学体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下，一所学校的办学方向不能以一个人的教育思想为主导。因此，对海老教育思想的研讨也得改变角度。事实上，从1952年起海老的精力就侧重于绘画创作，于是才形成了两次不寻常的艺术“飞跃”。就教育而言，则从办学的整体把握转为以自己的言行达到对后辈的教诲。一位受教于海老的研究生曾有过这样的记录：“童心在，艺术生命永恒”；“童心意味着纯真、坦白、诚实”；“真诚是艺术的根本要素，是艺术的生命所在。艺术创作离开了真诚，就没有活力了”；“一个致力于伟大事业的人，是没有时间为自己悲哀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怀疑还是捧场，艺术家对艺术至诚至爱的信条不能变。都要循着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走下去。”虽然仅仅是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仍饱含着一代艺教宗师的赤诚情感，从而喷薄着永不熄灭的真挚光芒。

（注：“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于2006年3月6日至3月17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