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10月，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岗位工作了四十二年之后退休。赋闲在家时产生了一个新的兴趣，打算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老照片整理一下。随手翻着照片，像是“过”起了电影，不免触景生情，勾起了我当年的许多回忆。翻到其中有一张是十五年前国庆节这天在日坛公园的国旗下拍摄的，可以说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看着自己昂首挺胸、远视前方、精神饱满，很感满意。但是欣赏之余总觉得照片有些美中不足，头部和背后的旗杆正好重叠了，看起来像是旗杆从头顶中央长出，照片构图不理想。然而，今天再看这张照片细细品味，产生了新的感觉，并赋予了象征意义，取题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本是认为在构图上的不足之处，现在看来反而成了点睛的一笔。点出了照片主人公的人生价值观念，因此也就成了一张富有创意的摄影作品了。

    这张照片成了我“过电影”的定格画面，我拿着照片开始沉入了内心世界。是啊！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五星红旗下才真正开始了我的人生历程的，如今已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回顾这半个世纪的生活历程，如果问自己的步子迈得怎样？回答是：“心存感激，心中坦然”。

    1955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其前身是实用美术系）染织专业本科毕业，组织动员我留校当研究生，为即将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准备师资。最初我不很情愿，一心要回家乡上海，因为那里有我的家人和女友，在上海的公私合营印染厂搞图案设计工作，工资每月127元，比我当研究生的生活费46元高出两倍。另外，北京那时的天气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冬天的风沙很让人心烦，吃粗粮更是我这个南方人难以接受的。但是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我在工艺美院一呆就是五十年。

    半个世纪以来，我随工艺美院发展而成长。她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长了知识，经受了磨练，转变了观念，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辈子一个单位

    1956年7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我由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研究生转入工艺美院成为二年级研究生，一年后毕业留校当老师，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学习和工作在这个只有四十亩地的校园里。作为一所综合性设计学院，四十亩地可以说是小了点，但她对我国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贡献却是很大的。

    学院成立初就明确了培养目标，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处理好各种相关矛盾，包括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科研与教学、基础与专业、教与学、 红与专的关系，从而得到了健康、协调地发展，并走出了一条结合国情的艺术设计教育之路，形成了中央工艺美院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

    五十年的历史积淀，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校有一批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工艺美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雷圭元、庞薰、吴劳先生等，他们是学校的创始人、奠基人。张光宇、柴扉、陈叔亮、郑可、祝大年、袁迈、程尚仁先生等，都是当时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台柱，是学校学术思想的带头人。有了他们，中央工艺美院这块牌子自然有了很高的含金量。

    我服务于工艺美院，也得益于工艺美院，得益于工艺美院的先辈老师。在我当研究生和助教时，有幸经常跟着这些老先生参加一些专业活动，他们的设计思想、学术观点、审美标准，完稿程序等等，深深地影响着我。

    雷圭元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图案学专家，他鼓励青年教师和学生，作为一名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的工作者和教育者，要学好图案，学习传统。他主张学习传统要“置于死地而后生”，指的是学习传统要老老实实地继承，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即推陈出新。写生变化课是为了让学生懂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学会从自然的复杂的形态中，经过取舍、归纳、提炼，达到简洁、典型、装饰性效果，从而适合实用的要求。“变化”课是一门从自然到装饰、从繁到简的审美观念的转化课，艺术修养的陶冶课，又是一门技术方法的训练课。这些思想对于现在的艺术设计者而言，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学好图案课将对设计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的图案课教学方法需要更新发展，使其更具生命力。

    张光宇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装饰艺术家、装潢设计家，对人和蔼可亲，受到同行尊敬。他指导学生的设计从不“创造”名词，更不故弄玄虚，朴实的言语中充满深刻道理。他有一句名言：“设计要先做加法再做减法”，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加减法或是一个设计先后顺序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论断。从认识论、实践论学说来讲，认识是由低到高、由繁到简、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设计创意阶段要求设计者放开思路、想广想宽、不怕创意无用，就怕没有想到。然后在宽广中理出头绪，去粗取精，再精益求精地加以表现。“加减论”从设计的方法或过程讲，是“先放后收”，这是符合创造性设计思维逻辑的。

    我记得张光宇先生在1960年时曾经对学生们说：“今年我刚好六十岁，我还不老，以后我还要给你们多讲讲。”但是五年后，张先生就离开了我们。他人虽不在了，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一笔极为宝贵的艺术设计文化遗产。

    柴扉先生是一位开朗并富有个性的老师，我喜欢他的讲课，虽然一口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听课时不免有些费劲，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很形象化，讲课富有激情是柴先生的特色，谈到中国戏曲艺术时还要表演一番，非常投入而传神。有一次他知道我在写生变化时遇到了变形的困难，动员我去看中国传统京剧，为此我咬牙花了1元钱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贵妃醉酒》，一招一式确实很有装饰感。虽然当初并非很好理解，但是由此我逐渐爱上了京剧，以后我上课也开始给学生借京剧来谈设计。老师的一个建议，一个道理打动了我，让我受益匪浅。

    庞薰先生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建人之一，是首任工艺美院副院长。有一段时间他曾是装潢系教研室主任，我任商业美术教研组长，经常能得到他的指点。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办个人画展时邀请老师指导，法国老师问：“你们中国的绘画水平这么高，你还到这里来学什么？”庞先生讲这个故事并非认为不应学习外国，而是告诉我们要重视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走自己的路。上世纪80年代初，庞先生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仍关心着装潢系的发展。1983年书籍设计系和装潢系合并，我任系主任，他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用的是泛了黄的再生纸，毛笔书写：“汉民同志：接你来信，你所见甚是，我就不找你了，团结一些同志在你周围，以便搞好这个系，专此，大安。庞薰四月十四日。”我非常感谢庞先生给我及时提出了团结问题。由此，我努力做好了协调工作，注意工作方法，使得大家心情舒畅地投入教学。庞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和前辈，他做人做事，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很怀念他。

    郑可先生是一位工艺美术大家，在学校师生中有很高威信。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注重实际，反对纸上谈兵，主张设计者最好要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在实践中体验并完善自己的设计。他是广东人，口音很重，但铿锵有力，他在教学辅导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是一个疑问词：“明白？”当你不能及时做出反应时，便又耐心地讲一遍道理后再问“明白？”老师教学不希望学生对知识一知半解，弄懂、弄通、弄明白才是求知的态度，这也反映了郑先生做事和教学的认真程度。他的务实精神给工艺美院留下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以上写到的诸位前辈，并非是我对他们的全面评介，而只是我的一点感受。我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受益很大，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观点，即便只是一句话，也使我受用一生。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师傅带徒弟也好，老师教学生也好，前者都是“领路人”，“修行”者结果如何，在于深刻领会，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和应用方法。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工艺美院给我的“修行”创造了条件，是我的老师把我领进了门的，我努力了，也得益了，所以我是幸运的。由此，我十分感谢工艺美院的前辈老师们。
　　
    我的一位好导师

    袁迈先生在我从本科、研究生再到担任助教工作时都是我的导师。是袁先生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把我领上了装潢设计专业之路。我从一年级染织专业研究生转到二年级装潢专业研究生，是他让我坚定了学习新专业的信心。他告诉我转换专业，是为即将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配备师资。他选派我去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实习一年，在去上海之前，给我明确了学习目的和要求，鼓励我珍惜机会不要分心，集中精力学习专业知识，既要有很好的设计能力，又要有过硬的手头功夫，个人的兴趣偏好要服从于实际需要，了解客户，研究产品，并指定我必须去两个有着不同印刷工艺的印刷厂学习。他告诉我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做到以上几点要求是必须具备的。他还给我联系了几位上海商业美术设计界的前辈，让我知道一些旧上海商业美术的历史情况，以及他们的作品。为了让我得到有经验的实习老师的指导，袁先生给他的老同学、美术设计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写信，请她给予关照，为此，当我到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实习时，设计室主任倪常明先生成为我的实习老师。

    袁迈先生在艺术设计方面有很深厚的功底，扎实的造型能力、精到的装饰表现和审美素养，使他的设计思路很宽，从平面到立体、从小件设计到大型展览都有涉及，对民族民间美术也有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反映在他的绘画和设计作品中，渗透出一种特别的江南风土情韵。有一段时间，袁先生设计了不少唱片封套，其中有《鸟投林》、《在太行山上》等作品，体现内容到位，表现形式上很有装饰性，细细品来，耐人寻味。

    我和袁先生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我尊师，他爱生。他为人谦和，作风正派。他作为老师，对所有学生从不居高临下以知识压人，总是循循善诱地开导，让听者舒舒服服地接受教诲和指导。他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总是以情动人，记得有一年我和袁先生都在上海，他专程到我家看望了我的母亲，安抚我母亲放心自己的儿子，使我很受感动，也受到了一次教育。1982年，我当上了装潢系主任，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凡是系里年轻教师的父母从外地来北京看子女，我都要到他们的住处登门看望他们，像袁迈先生那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是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工作和学习的。让家长放心，也让青年教师感到集体的温暖。

    现在袁迈先生已经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去世时享年六十二岁，我思念他。在他去世后，每年春节我都要和高中羽同志（袁迈先生的研究生）到袁先生家给师母拜年，并在先生遗像前行三鞠躬，以表哀思，直至袁师母去世。

    现今，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体会到许多道理，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新中国；一个好的工作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批好的前辈老师和一位可敬可亲的好导师。时代给了我机会，社会给了我荣誉，我理应回报社会。

    今年11月1日是母校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写此回忆以表敬意。五年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愿清华美院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文化传统，尊重历史是为了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办成世界一流学院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