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的展厅里，一位父亲俯身对孩子悄声低语着，并不时举起手臂指向展墙。墙壁上是一幅色彩绚烂、布满圈圈点点的画，鲜艳而奇特。那是来自澳洲沙漠的土著艺术作品，彼时恰好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内对公众展出。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位于首都堪培拉的艾克顿（Acton）半岛，临近风光秀美的格里芬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社会历史博物馆。它探讨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吾土、吾国、吾民，关注的三大题目包括：澳大利亚的土著历史文化、1788年以来的澳洲历史和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等。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建筑设计创意新颖、风格活泼，建筑线条简洁明快，配以五颜六色的外墙装饰。从空中鸟瞰，整幢建筑半绕着名为“澳洲梦”的中心花园，似贝壳的螺旋。从博物馆入口上方延伸出去的，看似过山车轨道似的构造，最高处达30米，既有遮风挡雨的实用功能，又是澳大利亚历史曲折跌宕的象征。2001年该建筑曾获世界最佳公共建筑奖——“蓝图建筑风格奖”（图1）。

　　作为一个主要文化机构，国家博物馆承担着研究、收藏、保存和展示澳大利亚历史资料的任务。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藏品丰富，约有232,000件，其中90,000件为石器工具等物品，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大洋洲原住民统称）的展品总计41,0 0 0件，其中包括水平一流的精美树皮画，还有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制品等。在大洋洲有关土著人的展馆中，有着世界上现今为止最多、最好的关于土著人的版画、石雕等艺术珍品［1］。因受到场馆面积的限制，目前展出的作品只是其收藏数量的2％，2012年博物馆计划改建前院，扩大展览区域，目前仍在施工中。绝大部分藏品则在高科技设备配置良好的保存空间存放。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980年，但却直到20 01年3月11日才正式对国内外游人免费开放。虽然年轻，它的诞生却历经了百年的酝酿和一个世纪的波折。整个20世纪，建立国家博物馆的动议接连不断地被战争、经济危机和政府迟滞的不作为所扰乱。1975年闻名的皮戈特报告最终带来《1980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案》的通过，自此国家博物馆开始了正式的收藏之路，并继承了澳洲政府和澳大利亚解剖学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natomy）的收藏。在博物馆对外开放的第一年，观众访问量就超过了100万（今天堪培拉的人口数量也才只有30余万）。

　　国家博物馆拥有庞大的观众访问群体，大多来自其他州，每年有8万左右的学生群体到访，相对固定。在老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利用丰富的博物馆资源，进行现场学习，参加各种活动。

　　20 06—2011这5年来实际观众的平均访问量达到1,071,006人，大部分访问者来自首都城市之外的地方，以下是这5年来参加各个类型展览或活动的观众访问量情况（见左页图表）。

　　图表显示，常设展览吸引了相对固定的观众数量。观众中数量最为稳定的是在校学生，每年都保持在85,000人上下，他们来自澳洲2000多所学校，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良好的观众来源。博物馆针对他们也开发了很多的教育活动和项目，受到他们的欢迎（图3）。

　　历史渊源（皮戈特报告）

　　说起澳洲的博物馆，就一定要提到惠特拉姆。19 72年12月，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成为澳大利亚工党总理，他在任的3年内，给澳大利亚各领域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艺术、教育、环境以及城市规划［2］、外交和土著事务等等，他提出的诸多动议，对澳大利亚博物馆产生了深远影响。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建立要归功于1975年向惠特拉姆政府递交的皮戈特报告。

　　惠特拉姆政府任命彼得·皮戈特为委员会主席，调查澳大利亚各类博物馆的总体情况，次年做出的这份报告，是澳大利亚博物馆界公认的对澳洲博物馆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文件。

　　皮戈特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缺少一个专门致力于历史的主要机构，于是建议在堪培拉建立澳大利亚博物馆，以呈现前文提到的三大主题，其中第一个即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由于早期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们大多是生物学家或地理学家，博物馆的中心自然也与此相关，早期博物馆对人类发展也抱有兴趣，但却是从进化的角度加以关注，所以报告说他们将土著人描绘成“人类进化过程中早期阶段的活样本”［3］。

　　其实这种对待土著人的态度并非只在澳洲存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博物馆也都有相似的看法。在澳大利亚博物馆看来，土著文化深深地禁锢于人类学和自然历史的模型之中。所以自然地，委员会总结道：“我们提出在澳大利亚设立一个新的全国博物馆……最重要的理由是，我们相信要从一个更广阔更公平的视角来看待土著人的和欧洲人的澳大利亚。”［4］

　　土著艺术陈列

　　目前，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有五个常设展览，分别为“最早的澳洲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展”（First Australians: Gallery of Aboriginal and Torre 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永恒：澳大利亚情感故事”（Eternity: Stories from the Emotional Hear t of Australia)、“古老的新土地”（Old New Land: Australia’s People and Environment）、“澳大利亚旅程”（Australian Journeys）和“里程碑”（Landmarks），分别展示了早期土著人在这块大陆生活繁衍、欧洲白人移居澳洲、澳大利亚联邦成长的历史。常设展览目前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最早的澳洲人”展厅是其中面积最大的。

　　“最早的澳洲人”展品量达1万件，博物馆每年会更换其中某些作品，对展示内容稍加调整。在展览中，国家博物馆利用跨学科的多种方式展示6万年来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及其与土地的纽带关系。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是在充分咨询各地土著部族的基础上完成此展的。他们对展品进行细致的研究，并驱车万里不辞辛苦地多次往来于大洋洲各处的土著社区，咨询艺术品背后事件的始末，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有时仅仅为了几个标签文字的改动，工作人员要多次邮递标签，直至土著部落首领或相关人完全同意修改意见。对土著文化的高度尊重和理解是展览成功的极大原因。

　　该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土著人的声音来讲述历史故事，通过土著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评论他们的种种遭遇。策展人在策划之初，就曾提到，“最早的澳洲人”展并不是讲述白人（“我们”）眼中的土著人，而是由土著人（“他们”）来讲述白人的故事。展览应该让土著人感受到他们自己的视角和叙事方式，甚至让他们有种“回家”的感觉，有种归属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展品的陈列都尽可能地同相关土著社区进行沟通，博物馆努力通过土著参与者或评论者的直接引语和音视频片段传递出“土著的声音”，而不是“博物馆的声音”。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博物馆的土著展厅和非土著展厅在相同的历史故事的陈述中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图4）。

　　展览往往通过土著的个体故事管中窥豹，构建历史叙事。例如在展示回飞镖时，标签上并没有按照传统人种学博物馆的方式进行描述：“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回飞镖，刻有记号，出处不详”，而是采用了当事人的直接叙述：“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东西”。这件物品的拥有者芭芭拉·尼科尔森四岁时就被人从父亲身边强行带走，从此再未见面，父亲留给她的回飞镖，她丝毫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上面印记的含义。无疑博物馆中一定有专家对回飞镖有所研究，但标签还是仅仅标注了芭芭拉自己知道的内容。但是仅这样一件简单的艺术品和一句普通的直接引语，就犀利地折射出那个时代同化政策对土著民族基本权利的侵犯，和给土著人带来的肉体、思想乃至心灵的深刻伤害。

　　展览对于有关敏感或仍有争议事件的艺术品，并不讳莫如深，而是真实地加以展示。国家博物馆也并不自作主张地进行“议程设置”，通过带有偏袒意味的陈列代替观众作出判断。虽然主要代表了土著人的视角和观点，展览在某些事件描述方面还是采用全面的叙事，让观众自行判断，进而得出结论。

　　例如在讲述边境冲突时，引用了一个土著人杀掉与自己妻子通奸的白人，随后引来白人报复的故事。观众按某个钮，就会听到一段土著人的音频，讲述他的杀人动机，而如果按另一个钮，则会听到白人对此事的述说。这不仅能够加深人们的记忆，并且经过呈现矛盾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也使观众对土著人和早期移民之间的恩怨生发出自己的判断，产生更深入的认识。

　　人类心理学表明，一个人的听觉记忆为15%，视觉记忆为25%，试听结合的可以达到65%，展览中配以录音介绍可产生更好的效果［5］。土著展充分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意在加强观众与展览的互动，增加趣味性，深化观众的直观感受和对土著文化的理解。除以上例子外，展览入口处的“欢迎空间”运用了现代科技，观众踩在感应压力的地板上，就可以同投射在墙壁上的土著舞者一起舞蹈。这恰好是土著居民欢迎外族进入他们土地的一种仪式，也表达了对其传统管理者的尊崇。

　　另外，传统与当代土著艺术展品的交叉展示也是展览的另一特点。该展还设立了一个藏品开放空间，选取国家博物馆浩渺藏品中的一部分进行单独展示，为土著社区提供了接触土著艺术品的私密空间。通常这些艺术品并不对外开放。

　　除去这些特点和长处，某些展区的标签排列繁复，说明内容稍嫌复杂，博物馆未来还需要在这方面多加改进。

　　作为大洋洲第一个社会历史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以自身丰富的藏品资源和有力的策展力量成功展示了土著主题展，吸引了大量观众。其对土著艺术文化历史的尊重和承认是展览获得成功的精髓所在，这种精神深植于国博的各项工作，并扩大到其他各类展览。

　　注释：

　　[ 1 ] 《澳大利亚时尚风情》，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http://eladies.sina.com.cn/2004-06-20/98017.html

　　[2]The 1974 Report on the National Estate (the Hope Report) made recommendations on immovable heritage.

　　[3]皮戈特报告，第16页。

　　[4]皮戈特报告，第17页。

　　[5]卢《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