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美术馆的公共性是美术馆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考量美术馆业务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过去的美术馆工作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许多职能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2005年以来，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许多值得总结的成绩。
    王  安：在2004年下半年的机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美术馆增设了公共教育部。中国美术馆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大家有共识的是收藏、展览、研究、美术交流、公共教育。公共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公共教育部成立之前，中国美术馆就开始推出公共教育活动，只不过其数量和规模都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公共教育部的成立，使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一工作的常规化，使得公共教育工作成为中国美术馆业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当前的环境下，美术馆这样的机构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公共性。这里说的公共性，主要指的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从美术馆获得除了观看展览之外的各种体验，而美术馆的各种资源在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也应该成为公共文化资源，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美术馆的这种公共性更好地得到体现，使美术馆的文化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国外的美术馆也越来越重视公共教育，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另外，通过公共教育实现观众与美术馆的互动，增加观众的切身体验，激发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生活情趣，也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

    陈履生：就美术馆的公共性而言，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目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王  安：我们根据中国美术馆的特点和优势，针对各界观众的实际需要，主要从举办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少儿美术教育、观众参与的调查等方面来开展公共教育。另外，我们也会根据具体展览和活动的需要开展各种灵活多样的公共教育活动。我们确实感觉到要做的工作很多，对于这一系统工程中的许多方面，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和开发。

    陈履生：“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性的活动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作为展览工作的延伸，有些讲座的内容与展览相配合，有着导读的作用，应该说是非常好的策划。
    王  安：学术讲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为观众服务，这是一个连接美术馆与公众的重要方面。如果美术馆的工作只是停留在展览陈列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需要专家针对重要的美术家、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美术思潮对普通观众做一些普及兼提高的服务工作，这种在学术层面上的引导和教育，是院校教育的补充。我们根据中国美术馆自身的特点，借鉴了一些其他机构在公共教育方面的经验，有了开设“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的想法。另外，就是客观原因，中国美术馆一期工程结束后，开设了学术报告厅，使学术讲座有了举办的地方。

    陈履生：我注意到，在讲座上露面的有许多是著名的教授或专家，他们平常主要活动在专业范围之内，很少有机会与公众沟通和交流。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这些专家教授都是他们仰慕已久的对象，能有机会见到这些名人也是不易，更何况能听到他们深入浅出的演讲，更是难得。中国美术馆的学术讲座也为公众和专家之间建构了沟通对话的桥梁。
    王  安：2004年4月24日，邵大箴先生以“在世界艺术格局中的20世纪中国美术”为题的精彩讲座，拉开了“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的帷幕。到2005年12月底，“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共邀请了24位国内著名专家作了35次讲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同。

    陈履生：这些讲座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了传统美术与当代艺术的诸多方面，请您谈谈具体的情况。
    王  安：中国美术馆一年多的学术讲座既有宏观性的学术主题，如上面提到的邵大箴先生的第一讲，张立辰先生的“中国写意画的创作与发展”，刘曦林先生的“中国画的魅力—古今中国画的演变和赏读”，水天中先生的“百年中国油画”、“中国当代水墨山水与油画风景”，刘骁纯先生的“中国前卫艺术”，薄松年先生的“年俗与年画艺术”，欧阳中石先生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生命力”，靳之林先生的“中国民间剪纸与民族本原文化”，朱青生先生的“到底什么是毕加索—论现代艺术革命的第二次突破”、“什么是现代艺术”，殷双喜先生的“1990年代：中国雕塑走向公共艺术”，邱振中先生的“中国书法：从传统到当代文化”等;也有微观性的，如王镛先生的“当代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历史和现状”，薛永年先生的“齐白石的变法”和“张大千与北京画坛”，朱青生先生的“边走边看—讲解抽象”等;还有与市场和生活相关的，如郎绍君先生的“齐白石绘画辨伪”、郑宁先生的“当代陶艺与生活”、张乃仁先生的“设计与现代生活”等。另外，我们也邀请外国专家加入到讲座中来，如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绘画部总策划克莱尔·康斯坦斯女士作了“大卫与拿破仑”、“凡尔赛宫如何变成美术和历史博物馆”两场讲座；奥地利总理府艺术司司长西基先生的“奥地利的文化政策”和下奥地利州美术馆馆长埃格纳先生的“奥地利博物馆的管理”。
    讲座主要是配合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进行的。如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的时候，就请了邵大箴先生来做了关于印象派艺术的讲座。这样对展览也是一个促进。另外，我们也根据不同的美术种类来确定主题，比如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民间美术、现代艺术、书法等等，都纳入了我们的讲座。

    陈履生：当然，就丰富的讲座内容来说，如果能够在系统性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使那些持续性参加讲座的人获得系统的知识，可能会更好。无疑，这要解决配合展览与讲座内容规划的安排问题。关于讲座，听众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的听众都是什么身份，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
    王  安：我们的学术讲座与美术院校不一样，是面向公众的，因此来听讲座的观众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年龄上讲，既有青少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从身份上说，既有学美术的学生，也有社会各界的美术爱好者，他们中有医生、教师、辅导员、媒体从业人员等等，可以说来自社会各界，充分体现了公共性。因此，这是个没有门槛的学校，充分体现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所以，不少讲座座无虚席，有时候听众太多，连地上、讲台前都挤满了听众。这样的讲座不仅是观众有收获，也使专家通过与观众的互动了解了普通观众的需求。我们邀请的都是相关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对这个讲座也很感兴趣，很支持。与观众的互动对他们也是有吸引力的。有的专家一年之内就开了两三次讲座。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美术馆为观众服务、为美术家服务的宗旨。

    陈履生：我理解的没有门槛的学校，是不需要考试、报名等相关的入学程序，这是不是意味着是完全向社会敞开了大门，有没有门票的问题？
    王  安：我们的学术讲座完全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不是为了赚钱，相反，我们要往里面贴不少钱。每一场讲座我们只收取10元一张的门票。这与中国美术馆展览的门票相比已经是很低的了。更实惠的是，买了这张门票之后，不仅可以听讲座，也可以看美术馆所有的展览。不少讲座是配合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进行的，观众在听了讲座后，可以马上到楼下看展览，消化在讲座中获得的有关理论思考。这对观众来说，应该是超值的享受。一年多时间，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固定的听众群体。我们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一个“美术馆之友”组织，使美术馆与观众的这种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稳定，将来他们不仅仅是听讲座，还可以参加中国美术馆的相关活动。

    陈履生：除了 “中国美术馆学术讲座”之外，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一些活动。所以，星期天的中国美术馆往往成了孩子的天堂。
    王  安：党中央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并且专门出台了有关文件。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美术馆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通过自身拥有的丰厚的文化资源，通过开展各种适合未成年人的美术活动，既能发现并培养有天赋的美术后备人才，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通过优秀美术作品的熏陶，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下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项工作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2004年8月，我们开展了“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的儿童美术活动，参加人数近400，现场收到孩子们创作的作品300多件，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55名。包括冯远馆长在内的中国美术馆领导怀着很高的热情参加了活动，并为获奖的孩子们颁奖。中国美术馆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为孩子们服务。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在中国美术馆度过了十分快乐的一天，他们中有的人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活动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经过新闻报道，“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活动的社会意义得到进一步实现。
    在2005年 “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们集中开展了几次“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活动，吸引了大量孩子参加。作为奖励，中国美术馆为每个参加活动的孩子准备了一份既有意义、又有实用性的礼物—一张在未来一年内可偕同一位家长免费参观中国美术馆展览的纪念卡和一盒彩色油画笔。在“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活动中，共有1500多名孩子参与，发放纪念卡1500余张。

    陈履生：从娃娃抓起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我也参加过最近的一次儿童作品的评奖，看到那么多孩子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画得很有意思，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美术馆的未来，因为这些孩子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未来的大师。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孩子的教育应更多地着眼于审美的素质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包括家长的诱导，都有误区，他们希望孩子很早就进入到专业的层面，希望孩子未来选择画家的职业。如此，反映到在美术馆画画儿的动机上，就有值得研究的内容。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管怎样，美术馆开展的儿童美术活动，不应该等同于少年宫、文化馆等，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王  安：是的。我们不断探寻自己的特色，比如，在美术馆画画儿的内容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对着正在展览的作品画，这就是特色。另外，我们总是将这些活动用一个主题来统领。比如前面的“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活动。再如“快乐美术”主题活动，为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中国儿童中心、石景山少年宫美术班的孩子及广大少年儿童和家长实行免费参观，4天活动共接待参观的孩子及家长4000多人;“五四”青年节期间，我们组织主题团日活动，为来中国美术馆参观的大学生作现场讲解;“体验抽象”为主题的少年儿童绘画活动，现场准备了丙烯颜料、13块油画板，70余名孩子创作了13张不同命题的抽象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咖啡厅展示了10天，受到家长、老师和观众的好评。另外，我们还与中国少年儿童造型艺术学会联合举办了青少年书画夏令营“中国美术馆主题日”活动，有一千多名中韩两国的少年儿童参加，并分两次在我馆广场石阶合影留念，蔚为壮观。我把照片摆在了我办公室的显要位置。
    少儿美术在中外交流中也有着独特的作用。 “六一”儿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与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联合举办了“孩子笔下的童话世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儿童画展”。我们在活动中发现，各国小朋友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在艺术上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在线条和色彩方面都很相似。这个展览不仅促进了六国小朋友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拉近了六国之间的距离。我想，进行中外交流，也是中国美术馆开展儿童美术教育的特色之一。

    陈履生：在这些活动中，我看到都有老师和家长带领，美术馆对这一部分人群有没有相应的服务？
    王  安：孩子们集体性的活动都会有他们的老师带领，有些家长也会陪同而来。我们也专门为老师们举办一些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比如，在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期间，我们组织了北京市东城区各小学的美术老师免费参观展览，并请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为他们做现场讲座。当然，孩子的家长来到美术馆也会顺便看看展览，提高审美的兴趣和能力。我们通过精心的策划，可以使各个方面的人士参与进来，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美术教育，使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还可以发展潜在的观众群体，比如那些孩子的家长，使他们在活动结束后能够再次走进中国美术馆。

    陈履生：当代美术和美术馆事业的高度发展，对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中国美术馆新增的一个部门，人手有限，难以应对那么多的工作。而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因此，积极利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开展各方面公共教育工作，可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手段。
    王  安：观众对中国美术馆的期待是很高的，我们将想方设法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国美术馆正在与一些热爱艺术、具备经济实力和文化品位的房地产企业商谈合作计划，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中国美术馆所拥有的优势和资源与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和资源结合起来，让公共教育活动走进社区、走进百姓，使公共教育的社会效益发挥得更加充分。另外，我们还创办了《中国美术馆》月刊，并在刊物中开设了“公共教育”栏目。《中国美术馆》将成为中国美术馆馆务工作向外延伸的桥梁，以及中国美术馆连接公众的纽带。我们还将加大编辑出版工作的力度，将馆藏和研究的成果形成纸上的读物，作为公共教育的教材。因此，我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丛书”。总之，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前途无量，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