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日益趋同化。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与现代信息交流极为便利有关。这种趋同化同样反映在各美术院校办学的理念与方针中。现在各个美术院校专业的设立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各自的特点，只有质量好坏的区别。现在“大美术”和“多元化”的概念深入人心，各美术院校都打着“大美术”和“多元化”这样的理念作为旗号，所有的院校都希望“多元”。那么，如果大家都“多元”了，其实也就没有特点了。对于这种趋同化，想不出好办法来应对，以至于在办学理念上都很难拉开距离。以前北京大学有他们的办学理念，比如 “兼容并包”，那是相对于其他学院的单一理念而言的。而清华大学也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厚德载物”也是相区别于其他工科学院。目前，各学校办学理念大致相同，很难用不同的理念来区分，即使有区分，也是区别很小。现在国际上评定一个学校的标准，主要是依据该校发表了多少高水平论文，或者是拿了多少个诺贝尔奖，几乎是用数字化来评定，没有说以某个学校有某种特殊的办学理念来评定其优劣，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个令大家感到困惑的问题。过去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办学理念就很清楚，它是两条线并行的办学策略：以林风眠、吴大羽等为首的老师走中西结合的路子，比较现代；以潘天寿、黄宾虹为首的坚持走中国传统的路线，比较传统。这两条线可谓是泾渭分明，但相互之间又很敬重。当时大家都意识到这两种不同的教学路线对于学生的培养，以及教学前景都有好处，所以，这种格局长期保持了下来。而中央美术学院基本是以徐悲鸿先生为首的一条线，是中西融合的一条线。在油画方面，徐悲鸿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强调油画的中国气派；在中国画方面，他也不像浙江美院潘天寿、黄宾虹那样强调中国传统的纯粹性，而是主张用西方的素描来改造中国画。所以，他在这两个方面走的都是中西融合的道路。这条办学路线延续的时间很长，很有成果，特色也是很鲜明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是这样。宏观来看，历史上的浙江美院与中央美院各自的办学理念还是很清晰的。
    但是，现在各个院校的办学理念的差异性就比较模糊，或者说正在趋同。当然，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在造型领域当中，它本身的风格、流派的多样性、丰富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几十年，很难用原来的一条线或者两条线来归纳，是一种多样的局面；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各美术院校除了造型专业以外，大大发展设计与其他新的专业，这些新的专业又是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及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的，是市场的强烈需求。这样便在原有一条或两条线的传统基础上推出了新的板块，使得原有的格局丰富起来，不像以前那样单纯化。设计方面的进展，包括新的媒体手段大面积的应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美术教育中最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要比造型领域内部的变化大得多。这是新的事物，是凭空长出来的一块。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下，只有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开设设计专业，它们还只是在传统工艺美术概念下的设计学院。现在，不仅是各个美术学院开设设计专业，据说，在中国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有400家之多。这种变化趋势使得院校教学不得不大幅度扩展成为多个学科群组成的综合性美术院校，及时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体现了“大美术”的概念。
    目前，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建筑学院，其他兄弟美术学院也已经或正在筹备成立建筑系。现在是谁有新招，大家很快效仿。在目前这样一个个性特色逐步丧失的情况下，各学院应该找回各自的特色。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抹杀和消解地域特色的进程，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趋同化的民族与国家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想重新找回各自的特色。在文学上，欧美都曾经出现过“寻根热”。在现代社会，区别是确认自我的一个依据。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自我。人与人之间的雷同与不相关性，最后造成了人个体的孤独与寂寞的现代性病症，这些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趋同现象，其实上是一个可以上升到哲学深度的问题。人与人没有区别、地域与地域没有区别，成为一片灰色，这是令人忧虑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出好的方法来解决它。
在美国等国的美术教育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在多媒体与网络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学生对于手艺性较强的专业兴趣在大大减弱，很多学生极为迷恋电脑、网络，整个生活都在电脑前度过的。相同的网络、相同的电脑设备造就了越来越趋同的年轻一代。这给学院的美术教育造成了困惑。我们以前都是谈及老问题，譬如素描的问题，如何将中国的线条融入到素描中等，而现在的新问题更多，而且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200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旨在通过弘扬民族传统和语言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各国政府都很重视，但并没有深入到教育领域，没有具体的部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如何从社会的层面上，通过教育来关注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任何一个倾向、一个思潮都有其对立面，即在世界迅速走向一体化，或者说地域个性在迅速消解的进程中，重新找回个性特色的努力也在加强。我想联合国的这一公约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表述。各个民族都想找到自己的特色与自身价值。这是一种趋势的两个方面。那么，中央美院针对这一问题也在寻找一个切入点。譬如我们建立了建筑学院，已经运行了两年。除了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有700名学生，我们的建筑学院有500名学生，可以说初具规模。另外，我们还建立了几个新的专业，如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专业、艺术管理学专业等。这些专业在目前来讲，还是算有一些特色。但是，这个特色能保持多久就很难说。最近，我们还新建了中国画学院，这对于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是有作用的。中国文化是悠久和深厚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有着足够自信的。如何使中国文化中带有象征意义的艺术门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生存下去，传承下去，而且使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很好地完成向现代转型这样一种历史使命，这是与联合国所提倡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一致的。在整个美术领域当中，我认为中国画与其他的专业画种相比，它是比较特殊的。它不仅仅是以材料区分于其他画种，而更重要的是它带有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如日本的相扑就有很强的民族象征意义。在20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这样一个过程，很多艺术门类的面貌都因中西融合而有所改变，它们的民族象征意义也受到消解。我们过三十年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也许会看得更清楚。有幸的是，我们的京剧没有改成半话剧、半电影，不然，我们京剧的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也受到消解。现在将昆曲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的中国画、京剧、古体诗歌、武术、中医等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但是，它们依然要承担起中国“象征物”的历史使命。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学院，目的是搭建一个平台，对中国画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思考一些问题。既要传统，又要转型，难度很大。目前，我们还谈不上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有所建树。
    21世纪初的二三十年，对于中国的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最大的前提是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具有自上而下政策性的规定，使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了创作和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高度自由。与此同时，它所产生的现象就是“多样化”或“多元化”。现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无疑是件大好事，这使得美术界空前活跃、空前热闹，令人欣喜。但另一方面又是谁也管不了谁，各自为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为自由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它的不足之处是没有了某种群体性的方向感。在我看来，一个大学在办学上是要有总体策略和方向感的；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更应该有宏观策略和方向把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应该有根据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综合以后形成并加以发展的某种倾向性特色，作为大家共同追求的方向。现在大家都强调创意，每件作品看起来都很特别，放在一起就五花八门。这就很容易在总体上失去特色，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当今的城市建筑，这幢楼是罗马式的，那幢楼是西班牙式的，而整条街是五花八门的，整个街区和城市就没有了特色。但是，它们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总之，在办学特色日益消解的情况下强调特色，这是有意义、有必要的。

（2006年1月9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