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世界生成的一种历史解释与意义表达,对当代特征与内涵的探讨必然被置于人类集体概念的交叉点上。与反映不均等和不稳定的具体现实图景不同，它致力描述的是人们所意识到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及由其体现出的偶然性本质。这种特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境变迁而不断被重新定义。正如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的描述：“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

　　当代社会已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成了再现”[1]，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如今已过渡到视觉表现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过渡到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我们认为通过技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然而，其实是世界通过技术在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曾将长期让自己处于一种从属状态的景观正作为一种崇高的存在向我们靠近，不是从我们这一边，而是从其他场所向我们靠近。它从本来是外表寄生场所的平庸事物的存在核心中现身，边愉快地自我繁殖，边从所有方向涌来。虚构的再现让人们不自觉地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景观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原本“真实”的位置，使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

　　景观决定着生产，以此形成表象的弥漫。景观含糊对话消解主体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以图像之想象取代了行动，只有观看没有参与。在景观的迷雾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这是一种无形的控制。然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新的存活方式，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其秩序的牢固支座。如果说对当代特征的定义是综合领域的范畴，景观社会正是当代最大的“奇观”，超越了所有艺术能够制造的震惊，提供了当代表象的丰富与广博，其中面对未来的指向不容置疑。我们能做的只是循着反射的光点，深入到它四处散落的废墟间泰然地冒险旅行，并以此连接起断裂的个体，增加反省的深度。

　　当代，“奇观”借助技术正在发生，无人能够置身其外。

　　创造力的陷阱

　　当代人类彻底迎来了托夫勒轰动世界的展望——《第三次浪潮》，媒介与信息迅速成为可以表征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在不断“升级”的技术平台上，媒介与信息交互、协作、不断修炼，并施展巨大的“魔法”，开辟了“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手机、电邮、流媒体、网络、3G、Wi-Fi，当代人类几乎被数字化的光芒灼伤了眼。电子流与信息合体，汹涌来袭，开辟出无法测量、彼此连接和渗透的黑洞，将人类席卷其内。其中空间和时间已然颠覆，有关距离的经验永远内爆了，世界一方面唾手可得，一方面似乎无法一览全部。

　　电脑连着电脑、电脑连着手机、手机连着手机……信息快速连通世界边缘或角落，绕过人类自身的种种限制，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随时冲浪、随时联络、随时在线，我们变得越来越便利和通达。在打破物质空间和社会场景之间的固有关系后，人们在消失的地域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交流空间，地理版图也在媒介层面被重新书写。媒介以“异化”的感受和再现方式，使空间与时间的极限、历史与遥远、“在场”与“不在场”都被呈现和演绎为无限放大、无限逼真的“尽在眼前”和“触手可及”。分不清的“他乡”和“别处”不断加强，生产出“无地方感”的族群，也催生着庞大的“新空间”。

　　其中人类创造了巨大和完美的数字符码机制，并通过光纤或宽带这一万能的触手,将这一模式无限伸展, 纠缠于我们的社会，渗透至一切空间、界面和微小处，成为无法避免的日常景观。只要我们打开计算机或是进入电子网络, 首先遇到的就是电子符码预先设定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只能为“是”或“否”。我们必须满足电子媒介的检测，才能获得登录的界面，自身的意见微不足道。我们借助符码的感召，迅速地集结或分散，形成统一界面下的分级、次级团体或联盟，缔结一种隐性的秩序。这种秩序消解了自然界线巩固的国家、民族概念，亦能无痕融解观念的鸿沟。上一秒还忠于一个联盟共同声讨，下一秒就有可能因为心智的转变而完全倒戈。新秩序似乎比自然的秩序更完美，体现着一种完美的塑性，开放、融合、平等且动态、瞬时及时更新。人类被高频重复的“诱导性提问—需要解码的裁决—最后通牒”[2] 式模式主导，并以此作为踏上第三次浪潮尖端的凭借。于是在不易察觉的符码程序之上，人类过上了全民公决的生活。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与符码随机机制相吻合的是无参照的、移情的、不确定的、浮动的潜意识随机机制。正如人在网络上的交往，显现出的一种虚拟性。“实在交往”却看不到交往的对象，也无法通过语调、表情分辨真假，符码成为唯一的通路。然而符号没有语言、不会发声、无法判断真意。所有交往对象目标的扩大，带来的是交流的无指向、微意义。我们在线，流转于各大论坛和门户网站，看帖回帖，永远都是万人在场，永远都是喧闹的氛围。人们在参照和目的性越来越彻底灭绝的边缘及在指称和相似性丧失的边缘，附和与轻易的从众成为确定参与感的唯一途径。符码模式使我们更容易达成同盟，建立团体，形成对抗，在各处都安居与中和于随意的原则中，享受着快速认同与被认同的冲动和孤立反方的快感。然而在形成秩序的过程中，人类忠实的是充满盲目与激情集结的刺激，与瞬间颠覆自我的新鲜快感，在醉心的虚拟想象中寻找更多的遐想和自我肯定的空间。这种感觉使符码的检测隐身，在从众的洪流中显得格外安全与理所当然。与其说人们在巨大的网络中同时在场，不如说是同时面向符码的自述进行自我催化、臆想。数字化生存的实质在于创造了逼真浮夸的场景,并给了每个人一面镜子，每个人都照着拟像做出自己喜欢的样子。然而，等到黑屏、下线，会更加落寞，仿佛做了一场狂欢的梦。

　　“符号，符号，符号！从声音、观察、滋味、感受、气味来的符号；从事物、人、自己来的符号。去掉这些符号，我们就会比不穿衣服在街上走路更是赤裸裸的人了。”[3] 在符码缔造的世界中，媒介让人类与现实彻底失去了参照。它施展“点金术”，掌管“封神榜”，阡陌纵横地编织缔造了当代人无以躲避、无法拒绝的奇观化了的物质世界和精神家园，重新定义“现实域”与“乌托邦”，塑造着人类的当代图腾。它借助声音、图像，将人类引到喧嚣的边缘之壤，使娱乐和文化也改头换面。它们生机勃勃，生产出迷人的幻象，诱使人类放弃对艰深复杂的哲学、传统与历史的思索，统领我们的全部:我们追求妇女杂志或生活方式杂志中鼓吹的理想居家模式、广告或时尚电视剧中宣传的理想生活模式；我们习惯用超级卖场的强大分类整理生活，用麦当劳的套餐编号满足食欲，推崇用好莱坞电影的既定程序格式化情感……在被区分性符号分割的子系统中，每一种生活实践和每一个日常时刻都被代码分配到确定的时空，以区分各自在同质空间中的异性化特征。于是消费者/被消费者、预先被阅读的阅读者、地铁的运输者/被运输者、闲暇的娱乐者/被娱乐者……通通各就其位，演绎着系统的繁荣和有序。在每个子集中，覆盖其上的是隐秘万能的符码系统，它帮助模式深刻影响着这种分布。每个时空都以类似的系统与模式相关联，连我们的城市也最终变成符号、传媒、代码的多边形—— 一个巨大的分类禁闭中心。在此之中,完美的符码系统成为唯一的言说者,它创造出的畅通无阻的巨大虚拟空间,破坏了真实世界的范畴和分界,强化着新世界。于是我们被隔离而且无足轻重，所有的人都在认同指导模式的各自疯狂中被排列起来，甚至沉溺其中利用媒介自我深刻：我们在3G中视频通话，访亲会友，我们引擎搜索就能游遍半个地球，我们读懂天气不再靠感受而靠数字和图标，我们习惯依靠导航辨别目标而不是眼睛；我们自创偶像，瞬间将它高高地捧起，又随时将其雪藏；我们拥有世界性的模式，用最简短的语言交流，一呼百应，不分昼夜……更快、更新、更智能，数字化的生活永远以它不知疲倦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和改变。对于这样的秩序和节奏，我们无法拒绝。因为你起身追赶尚且跟不上它的脚步，停滞不前只能被时代拖甩到更远，全民公决从来就是最后通牒。人们通过符码模式参与、了解和认识世界，并对眼前的虚拟世界进行日积月累的确认，最终使其变为真实。信息和符码联合绚丽的媒介，在人与真实世界中间树立起不为人觉察的屏障，自然在一头落寞，人类在另一头狂欢，符码成了两者的中心。

　　数学家莱布尼茨坚定人类只有在“0”和“1”的二进制系统中才能看到创世的形象本身，并可借此在虚无的操作中拉出所有的存在。然而当事物被推向极致，站在价值的顶点，双重性就随之显露无遗：人类在通过媒介与符码的结合来创造超能力的秩序世界的同时，也面临深思的匮乏和真实的隔绝，并逐渐成为虚拟的附庸。追求总体的完美就是追求总体的背叛，追求绝对的可靠就是追求无可挽回的衰退。人们正在遭遇的是自我创造力的陷阱。

　　在信息与媒介铸造的当代，当新兴方式浸入社会生活，改变和重组着文化与社会，任何不假思索的抵抗或顺从都如掩耳盗铃：我们不能拒绝数字化带来的空前便捷，也必须正视信息与媒介泛滥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当代创造力与生俱来的顽疾也并非无药可解。事实上，从马尔库塞到德波，无不在以近似偏激的叙述提醒着我们正视眼前景观化的现实。正是这批文化精英的批判性审视，凸显出文化在应对新问题中的巨大力量，在媒介与信息的技术异化过程中树立起主体式的拯救图式，也唤起当代人类对新兴数字生存方式的警惕与辨析。面对信息与媒介的分散性程序模式与景观式谄媚，只有文化批判与审视才能唤醒让位于眼睛的大脑，重塑大众对文化与社会的救赎志向，也只有人类内在的独立理性才能绕开创造力的陷阱。

　　文化精神的遭遇

　　我们正在遭遇着一个泛化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影像作为这种内容的偏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了文化。

　　当影像成为日常景观时，作为当代主要表征的商品的符号意义被大量生产出来，并升级为对人类的物化手段。商品化的逻辑便与影像文化、市场经济紧密相连，踏上“殖民化”的路程，迅速侵入人类的意识形态。从新闻到宣传、广告、娱乐表演，影像辛勤地劳作，将世界打磨得细腻精致，并将其隆重推出，使其永久在场：香奈儿号弥漫着尼可·基德曼、华纳唱片装刻着迈克尔·杰克逊，它们通过万能的影像和媒介，激情四射地向我们颂扬着商品及其代表的美好所指。影像甚至通过碾碎世界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抹杀自我和世界的边线，亲自勾勒另一个“完美世界”。以至于我们总是拥有洁净繁荣的城市、绚丽夺目的夜景，完美的爱情总是与俊男靓女如影相随，就连现实中肮脏的废弃角落，在镜像的诠释下也散发着朋克的气质……和影像创造的拟真世界相比，真实的世界似乎残破了，虚拟的东西比真实的世界还要真实、美丽。不管你愿不愿意，影像作为消费社会的符号与文本，创造了天衣无缝的虚拟景观，将真实世界遮盖，并以假象与人类频频遭遇与对话，一切变得生生不息。正如波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一书中写道：“图像的完美，已经使我们上瘾，离开图像的生活，自我就如同枯萎的花朵失去了鲜艳与光泽，图像在培育瘾君子的同时，也使人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这种深陷的视觉美丽带来娱乐化、唯美化的表层逻辑，拥有令人喜悦的感召力，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与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通俗浅易的生产制作，乃至百姓的生活，无一幸免。我们开始习惯审美化的日常和思维：人们更喜欢阅读画报，而不是艰深的文字；不管是演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个人形象的塑造。人们用“辨识”代替“理解”，以“快感”代替“美感”，追求一切可见形式，来满足自己的虚假渴望。在扑朔迷离又逼真得无可挑剔的完美情境中，人类的生活成为由欲望驱使、物质生产加速、图像升级构成的永不谢幕的盛宴。一切文化符号，不论高雅或是低俗，都被笼罩在形象的范围。它动摇了真实的信念、主体的确定性，将高高在上的“美的艺术”拉回感性的生活之中，艺术的挑战视野也完全消失了。它鼓励享受生活，并以自身的华丽、庸俗和“超现实”将大众锤炼成忠实的守护者。真实或虚伪、控制或主动、自由之境或全景式监狱，狂欢的人群不再审视，平庸带来的浅层喜悦支配着当代社会。批判和争辩注定显得无力，因为就算我们听到过太多对娱乐时代文化的责难和羞辱，即使直接攻击它的批评家，也不可避免地在充斥娱乐幻象的领域中，获得过偶尔的放松和欢愉。这种“快乐”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它没有理性的光芒，也没有诗意的缠绵，只有抛弃逻辑与秩序的话语。它甚至诚实地告知只是捕捉到人类的生物本质——对快乐的痴迷。这种坦诚使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

　　与娱乐化一起对当代文化形成威胁的还有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消退。全球化进程使世界文化资源得以共享的同时，也自觉强化着当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普遍移植，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几乎被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达人秀”拥有了无数个国家版本，就连国际新闻也日益趋同，人类文化体现出深度的均质化。与赤裸的侵占和殖民不同，它依靠媒介攻击和侵占的是生活的“权威”与文化的“光环”，它是去政治化的，而不是武力。因此，它对弱势文化的颠覆是从内而外的、隐性的裂变。文化垄断——不论这种垄断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在改变文化广度的样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强化着文化多种存在的现实与意义。因为人们在逐渐泛化的文化语境中，更容易觉察文化多样存在的意义,并不自觉地进行寻求与捍卫。这正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获取胜利的同时也引发严重的文化冲突与宗教复兴的原因。

　　在当代语境中，文化精神正遭遇着深度与广度的双重缺失：“大众文化”逐渐超越原有“精英文化”形态，由“边缘”走向“中心”；消费主义带来的单一性与均质性，使文化的地域性备受威胁。与此同时，文化语境的改变打破了权威话语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全球性也并未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各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寻求着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些都使文化面临新的发展转型机遇。如果当代文化已经走到一个转弯处，我们需要的是解体还是复兴？人类呼唤一种多维的新秩序出现，使其作为繁荣文化的途径与契机。在这样一个零散化的、平面化的、深度消失的时代，一方面，当代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文化必须从当代种种泛滥的不堪忍受的幻象中摆脱出来，在这个新的、不安定的世界中获得某种方向的概念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当代展现出完美的熵的状况，又为文化铺呈出无界限的自由尺度。当人类面临失去自由创造和艺术个性源泉的威胁，文化必定不会顺从就范，仅仅是在消费与娱乐版图的进程中安身立命，或是演化成穷途末路的余渣或是成熟之后无味的果实。从此意义上讲，任何一次嬗变都意味着原有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出现与多维内在本质的形成，这也正是文化当代性的实质。这种持续的生长与转换使文化作为科学解构“宗教”或“道德”的初衷，作为人自由本质的现实展开，并凭借其多样的地域根植与历史积淀，超越经济强势成为文明的坚定内核和人类当代精神的确立之本。

　　科技的矛盾之辩

　　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把人类推向高技术时代的顶峰。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信息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诸多科技领域都突飞猛进：人类的视野已扩展到150亿～200亿光年的宇宙空间，探求太空生命、移居别处的目标指日可待；赛博空间与“云时代”的来临实现了人类的永久在线；从路易斯·布朗到“多莉”，从“深蓝”到人类基因草图，人类自身已没有秘密可言；此外人类计划在2020年根除癌症、2040年抑制衰老，在移植了肾脏、手甚至心脏、大脑后，人类要尝试移植整个躯干了……科技的发展带来人类社会经济繁荣与物质生活的富足，成为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发展推动力。

　　然而，科技利器在攫取自然的征途上一路凯歌、无往不胜的惯常胜利如有力的助推器，将人类的自私、贪婪推捧至高处，促使我们不止一次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世界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扑朔迷离的濒危隧道：如今，全球变暖、臭氧层受损、荒漠化加剧、海平面上升、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诸多自然生态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高科技与极权主义联姻将人类推进热兵器时代，创造出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和基因武器相互对抗、试探、威胁，使地球上空笼罩着不散的蘑菇云阴影；人类探索太空的野心也同时遭受着霍金的警告和宇宙伦理的拷问；超级网络系统中私人领域也暴露无遗，其上瞬间的毁灭同样轻而易举……科技作为人类社会改变世界、征服世界的重要实践方式，在构建一个精确科学的理想世界同时，又不断地否定着原有世界的确定性，并使之重新变为一种不确定。正如吉登斯所言，当代社会正日益进入一个由科技引发的全球风险时代。

　　与此同时，掌握尖端技术的人类，正在向自己最核心的地段开掘：人类克隆技术的发展使人自身与社会面临复制性考验，纳米技术的进展使皮下植入追踪系统成为可能，至此安全和隐私问题已到达生物皮肤以下……人类用科技延长着生命，拥抱不老容颜，深入粒子层级进行彻底的重组，致力将自己搞个明白，以此作为与物种本身的对抗手段。只是在肢解与重组了自身之后，人类又陷入巨大的恐慌，深刻地遭遇康德的发问：“人是什么?”在“试管婴儿”和“借腹生子”成为日常现实的当代，当我们能够自己决定繁殖、死亡，甚至有望复制无数个自己，社会原有结构的维系尺度就有可能彻底打破：生育和婚姻、血缘不再保持一致，爱情与家庭都会被颠覆。人在科技的推动下不断强化作为个体存在的自身，形成孤立、断裂的系统。脱离社会关系之后，人也无法返回到原有的本质定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科技成为万能的信仰。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当对这一原则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微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科技捧给人类鲜活诱人的“葡萄和橄榄”，使人类甘于臣服，以科学理论和技术规则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点，并掌握、应用、服从它们。技术打开了伦理的新可能，建立起由匿名性产生的快乐的陌生感，牵引着人类在连贯的道路上探寻。这种物质运转的惯性使现代科技正日益背离主体人的本真发展诉求，由原初的“为人”角色变为驾驭、奴役和统治人类与社会的“异己”力量。同时，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不断地允诺进步并不断地确定特定目标。人类跟随其后，被引向物质的方面，用认同技术的单向度、实证性与直接性的方式与科技无限接近，在贪欲的驱使下遗忘了心理、生命和意义，否定了思维、艺术和心灵的“内在”，成为“单一向度的人”。然而，否弃是科技的内在旨趣，这些目标有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被断然地否弃，不作任何停留，人却在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中深陷：愈挣扎，他的反应就愈加地不合理，愈想摆脱困境，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当人类在促逼的意义上接受摆置和定造，“异化”成为自身的对立面，就再也碰不到事物和人类自身，只能在控制和预测的层面算计和遭遇事物。人类也只能在颠覆人性和背弃道德理念的同时，招致信念的缺失、人格的分裂和自身的“边缘化”。人们就像寓言中描述的地狱中饥饿的进食者，拥有了到达别处的长度，却失去了靠近自己的回旋余地。

　　科技发展带来的“外部动乱”和“内部异化”，让人类腹背受敌、深感威胁，而又不能顿悟法门。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注定只能改善局部表面，却无法处理个体与整体共生、共与的问题，其上的系统是断裂的。这种断裂与不流畅让人迷惑，如同乘坐在一艘太空船上，不知它将驶向何方、何时登陆，等待着的是幸福还是灾难，是新奇的天堂还是无地逃生的地狱边缘，无法判断也无法预测。

　　在科技的定义中，人类选择的是良好初衷—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发展到今天，人类又一次地用自己的“矛”戳了自己的“盾”，站在了两难的边缘。如果我们正在驶向“乌托邦”，现时遭遇的困境是提醒还是蒙骗？如果未来黯然，当代将去向何方？因为未来已和我们牢不可分了。科学技术在将人类带入幸福域的同时，也异化出反人类的野心，带来毁灭的阴影；人类文明在缔造幸福完美明天的同时，也部分消解着人类活动的价值、意义。当代似乎总是展现给我们永远尖锐对峙的两面：先进的、绚丽的正面，致命的、阴暗的背面。两者周期性的相互抵消、重复地循环，并彼此相融。无论我们选择哪个角度切割，得到的必定是全部，不能只拿到美好！

　　指向未来，我们需要的是更新锐的矛或是更坚固的盾？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终究不能像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所预言的那样，让贪婪的欲望腐蚀了自身的灵魂，将科技简单等同于智慧本身，将世界裹挟在层层仇恨之中……当科技活动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并处于动态的发展轨道中，我们原有静态的矛盾之辩就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撑。我们需要人性控制下的科技而不仅仅是机械，需要友善、谦和而不仅仅是足智多谋。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文化的诸因子合力下，才能降低科技风险。科技固有理性的锐利，也只有人的道德感性方能重新唤起……

　　在当代的现场与方式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沉思力量的思考，才能了解真实的世界。当所有的瞬时性辉煌反复落空，经验无法给予永恒式的圆满，在人类的理性已丧失认知真理的能力只能在对象中发现自己的幻象之后，能承担真理救赎的天使非艺术莫属。尽管当代的图景中，技术、媒介、文化的多方遭遇使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被改变、被利用，甚至被稀释为一种符号、一种娱乐，一度失却反抗力量成为景观社会的一部分。然而正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所坚守的，人类异化世界救赎的希望、弥赛亚之光仍旧只能通过艺术得以闪现。当面对一种衰败的、破碎的当代图景，人们宁愿相信艺术必定能作为首当其冲的反叛，四处探寻救赎的可能。艺术内在的寓言式属性赋予其忧郁的思辨能力，它“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这种特质能打碎现存社会的虚假表象，在当代的碎片与废墟中找寻并确认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充满想象力与可能性的艺术，隐含着人性解放的生机，预示着认知真理、救赎真理之光的徐徐升起。只有艺术才能培育新感性，也只有在艺术中，我们才可以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才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跳动，才可以觉察生命的本真生存。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在艺术中，表现的强度、语言的纯度和思想的深度与富有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得到统一。正如本雅明认为的，在世界的沉沦中，正是艺术寓言的内涵—这一忧郁者凭借忧郁，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表现完整的人性，唤来解放的世界。

　　尼葛洛庞帝有一句著名的格言：“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当代艺术”只有一个外在于它自己的意义—“在别处”!这样的当代艺术，必然基于我们对社会系统的集体观察之上。因此，当代不是一种风格、一种潮流，当代性也不仅是这种风格和潮流的属性。当代性是关系到今日全球化、技术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的时代内涵，是当今时代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深刻根源，是冒险和焦虑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在词语和事物、文化和社会、个体与世界、客观与主观立场之间的破裂。因此，当代艺术不是应该有政治倾向，而就是关于政治本身的。当代艺术是新的人类自救、精神解放的途径，要培育出新感性和新社会，帮助我们与这个世界建立新的感性关系，去战胜资本和权力强加到我们身上的那种货币—景观式的全球普遍性，而不是给景观增加更多的装饰、标志。因此，当代艺术也必定是“语境化”的，它不是全球化的浮萍，亦不会一直成为喧哗时代泛起的泡沫。它必定是与具体的文化形态相关联，生殖于具体的语境中，是当代的现场书写。

　　“ 在当代·2 0 1 2 中国油画双年展”对接的正是这样的当代“语境”—是对当代中国油画的田野调查与长期研究的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油画在遭遇当代影像、装置、行为等艺术样式的挑战，然而与油画边缘化的全球语境不同的是，在中国油画仍然充满活力、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样不甚相同的行进路径早就与凸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特征。本届中国油画双年展也是在全球性的与本土性的双重叠韵式的“在当代”的学术主题框架下，通过“表现的强度、语言的纯度、思想的深度”三个思考与实验切入点展开对当代中国油画与艺术的考察、研究、讨论与协商。对“表现的强度”的探索，是以绘画中特有的挥写强度、迅疾有力的现实捕捉，开启寻常状态中诸多蔽藏；以艺术的个性与巨大张力，完成对当代的追问与心灵的书写；以艺术的强有力感召，在抹去重来中洞见当代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对“语言的纯度”的演绎则意味着对思想的浓缩与表达的凝练这一艺术个性化形成的源头的追溯，以此将对当代艺术的探究放置于悠长的体验中，并与生命痕迹相关联，在不断地自我剥离中求取长久意义的铸造，在简约中体现当代思想的锐意和深刻。最终到达“思考的深度”，使对当代的探寻不应止于试验，而是指向反复的察看，指向真理的去蔽，倡导一种彻底的质问与变革，一种思想的大格局、人生的大追问、社会的大关怀，并由此涉入社会、媒介、机制、大众，实现艺术的不断突进。而艺术的先锋性正是来自这样的深度思考。“在当代·2012 中国油画双年展”正是从这“三度”出发，呈现中国艺术在当代的最真实体现，从对被现行评价与解释体系所遗漏的中国艺术家现实出发，真实地建构中国在当代的艺术图景。而这种“现实语境”的描述绝非指向内部，而是面向世界、面向当代的艺术批判性的建立，是在“语境化”与“全球化”的破裂中，以自我的方式开创出新的可能性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全新视野。

　　这正是我们对“在当代”的理解与构筑：在当代总是从现实的多样构成与博弈出发产生，由现场的书写方式获得自我特质的呈现。每个当代，都从一种历史形态的危机出发，以断裂和连续性的破坏为特征，形成不可抗拒的诱惑，这便是当代性的生存契机！这是一种延续，亦是一种全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从磕开每一个场景开始，在每一处、每一地、每一时都重新形成知觉和释义的配方。如同古老的圣言所呼吁的：以肋骨点燃灵魂的火把，以鲜血做燃料，燃烧爱的火焰，去烛照黑暗，以圣灵和火为旧世界施洗！

　　当代的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试验”！在否定旧的尖锐矛盾之后，带着令人惊讶的新鲜感，在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连续中进行新的试验。当代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出发”!在对旧形态发动彻底反省的同时，寻找到新的方向与路径。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1]（法）居伊·德波著《景观社会评论》，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法）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著《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3]（美）C.M.莫里斯著《开放的自我》，定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