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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七十年的老友走了

高汾 

 

    郁风走了,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认识郁风快70年了。1937年夏天,我和姐姐高灏从江阴老家流亡到长沙,第二年春天,又辗转来到广州,参加了救亡日报工作。那时,她是报社唯一的女记者。我们来了,就成了报社的三姐妹。夏衍叫我们“大女孩”、“二女孩”、“小女孩”。

    郁风比我大4岁,当时也不过二十出头,但因为参加工作早,所以在我眼里是个老革命。我刚来,什么也不懂,很希望交这个大姐朋友,所以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很久。我向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告诉她我年轻幼稚,希望她多关照。她搂着我的肩膀,那双大眼睛告诉我,她会很在乎我这个小妹妹,后来我们果然成了知心朋友。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浙江富阳的名门之后,父亲郁华,上海的大律师,叔叔郁达夫,是创造社的著名作家。怪不得她那么才华横溢。但她也很刻苦,除了写稿,还经常画画,手里总拿着个速写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郁风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写文章、画画、跳舞、唱歌、设计服装、灯光布景,没有不会的。有一次,广州文艺界为宣传抗战,要排一部短剧,夏衍是个奇才,只花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剧本。谁演呢?郁风和叶灵凤。我不知她演戏也是个奇才,只用了两天,就把剧本背熟了,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演出时居然用的粤语!明明是浙江人,刚到广州不久,她什么时候学会了广东话呢?

    认识郁风的人都知道,她性格豪爽,毫无忸怩之态,颇有大丈夫的豪气。干起事来就像她的名字,风风火火,干脆利落。有时候,文化界搞什么活动,需要写会标,都是她的事。那么长的布铺在地上,她抓起毛笔,三下两下,又快又好,还登高爬梯帮着挂。

    镇定自若,处乱不惊,也是郁风的性格特征。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广州城都处在日机轰炸的炮火之中。特别是五六月份,轰炸得更凶,到处是断瓦残垣。郁风冒着生命危险,到处采访。有一天晚上,月色很好,忽然,窗外传来悠扬的乐曲声。兵荒马乱,谁还有这样的雅兴?我出门一看,是郁风,她正抱着把吉他,在树下忘情地弹奏“月光曲”。不久,她毅然告别广州,与左翼作家司马文森、石劈澜、黄新波等人一起去韶关的四战区政治部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临走前,和我告别,那一身戎装,英气逼人的形象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以后,我们有几年没见面。1944年秋,我从赣南去重庆,到新民报工作,郁风也在新民报,我们二度成为同事。加上我们两对夫妇都是所谓“二流堂”成员,关系很密切。国民政府还都以后,我们先后去了南京,来往更多。1946年,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我爱人高集挨了毒打,郁风写报道予以揭露。有一阵子,高集上了黑名单,还跑到郁风、黄苗子家避过风头。

    像她这样一个进步文化人,解放后却被安排去“革大”学习。那时去“革大”的,大多是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的中高级官员,她是老革命啊!当然,也许是受苗子的牵连,我很为她抱不平。她倒是无所谓,没见她有什么怨怼之色,还是整天笑呵呵的。毕业后,在美协工作,还是风风火火,一如既往。1957年,我和苗子都成了“右派”,到北大荒改造。郁风常给苗子写信,寄东西,我有时也能从黄苗子那里分享一些郁风从北京吹来的风,感觉她是永远的“乐天派”,像少年人一样“不知愁滋味”。“文革”中,她和苗子被分别关了7年监牢,真是夫离子散。即使如此,出狱至今三十多年,一代才女机智幽默,豪爽天真,创作勤奋,热情始终不减。

    这几年,她身体不好,动了几次手术,还经常参加聚会,根本不把病放在心上。今年1月6日下午3时多,我去她家,这是最后一次见她。她和苗子午睡刚起,说已在床上看了一大堆报纸。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看她谈笑风生的样子,哪像一个重病号?孩子们提议,春暖花开的时候,再约上“二流堂”的老友们,到哪个饭店撮一顿,这回吃西餐。她慨然应允。临走,她和苗子搬出好几本新书新画册,为我们题签。

    前些时给苗子打电话,苗子说她不大好,住进了重症病房。根据以往经验,我还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每次大病,她会很快康复。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窗外的桃花、海棠开得正盛,我不忍去看,因为再也不能和大姐一同赏花,一同品茗了。

    2007.4.17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