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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知音者倾听——访黄苗子、郁风夫妇

黄苗子、郁风夫妇

    编者注:2004年黄苗子、郁风夫妇接受了上海东方电视台《可凡倾听》栏目主持人曹可凡先生的专访,下面是专访文字稿。

    曹:在文化界说起你们俩,人们都是露出羡慕的神情,所以按照黄永玉的话说,说苗子郁风兄嫂是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我知道你们俩认识是在上海是吗?

    黄:对。

    曹:苗子老师是不是记得第一次见到郁风老师的这个情形呢?

    黄:这里面有争论,我说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叶浅予的家,郁达夫带着他去看叶浅予,她说不是,她说在漫画俱乐部,在漫画俱乐部,霞飞路上,到底是哪一次是第一次?那个漫画俱乐部在一个什么按摩什么楼上。

    曹:按摩院的楼上是当时您的叔叔郁达夫带着你一块儿去的?

    郁:他们一大堆人,张光余,张震余,丁聪,叶浅予都在那儿,好多人,包括黄苗子。

    曹:那你当时记住苗子先生的形象吗?

    郁:反正他的形象又矮又调皮,挺突出的。

    曹:苗子老师当时记得郁风老师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黄: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大概上海人都知道,老上海人都知道叫陆自痒,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家,他是聋子,他什么也听不见,但他眼睛很大,他看见郁风就跟我说,这个人好啊。我说蛮好,不过比我高一点。

    郁:瞎说。

    黄:从此以后我们在上海来往也不多,根本就没有,后来到了广州,夏衍夏公办《救亡日报》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在《救亡日报》,我经常到《救亡日报》,所以就慢慢越来越熟。当时郁风老师她父亲是一个大法官,叔父又是郁达夫,是这么一个文化背景。

    曹:当时而且郁风老师也是特别年轻,漂亮,是不是追求您的人很多啊?

    郁:没有的事,我刚初出茅庐,什么不懂,跟着郁达夫就去转。

    黄:她这个话不是真心的。

    郁:谁说的?

    黄:那时候从北平起我们就知道好多人追她。

    曹:您当时是长得比较矮小,就是说您是属于比较精致那种,郁风老师比较挺拔漂亮,你追郁风老师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自卑感?

    黄:当然有自卑,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那个叶浅予,还是谁想的办法,拿两块砖头垫在底下,我站得比她高一点才拍结婚照的。

    20世纪30年代郁风就已经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抗战开始后她跟随郭沫若,夏衍奔赴广州创办了《救亡日报》,而当时的黄苗子却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所以一直到认识八年后两人才真正谈起了恋爱,月下老人正是郁风的老领导夏衍。

    曹:郁风老师其实在30年代就投身“左翼运动”是吗,当时是以革命家自居的,当时你跟苗子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优越感?

    郁:不能说革命家,革命小兵吧,那时候是不太看得起他们这帮人。

    曹:当时苗子老师做什么工作?

    黄:当时搞漫画的,投稿,我在上海算是吴铁成市长的秘书,小秘书,后来在重庆我也是财政部的秘书。

    曹:那郁风老师当时还不怎么……

    郁:那根本就没门,因为我们认识的人互相都很多,他也认识好多人,我也认识好多人,

    根本就没这意思,后来我们接触得还是比较多,也都是普通朋友嘛,广州那时候,我们是《救亡日报》的一圈子,所谓进步圈子的人多一些,写东西的也有,他是在那个吴铁成当时是广东省长,他在那儿省政府当小秘书,但是他有的时候偷偷喜欢出来,跟文化人泡一泡,而且有的能帮忙的地方,也帮过《救亡日报》的忙,所以我们当他是那么一个朋友就是了,而且不是一届的朋友,所以根本不搭界。

    曹:好像你当时还是特别欣赏苗子老师的为人和他的文才,可就是因为他当时所做的工作

    跟你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心里面有疙瘩。

    黄:不是,主要因为我太矮,是高攀不上。

    曹:那后来是夏公(夏衍)做了你们的月下老人?

    郁:夏公是有一次最关键的时候,我住在那个盘西,就是重庆的郊外徐悲鸿的美术院,夏公把吴祖光拉上两个人特别从城里跑到那儿来给我做说客,给他做说客。

    曹:那苗子老师您说说当时他们怎么帮您做的说客呢?

    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帮我做说客,我就是在祖光,在夏公面前,我就唉声叹气:哎呀,我追不上郁风啊。

    郁:去你的。

    黄:那么他们就给我做媒了,就这样,当然夏公是挺严肃的,因为夏公一直是我的领导,

    从党的关系来说从1935年(开始)我就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的,所以平常听他的话多一些,他主要得给我解开政治问题的疙瘩,因为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你说矮的问题还在其次呢,实际上那个问题更关键一点,是占第一位,所以夏公主要是给我解开这个疙瘩,

    他说他分析这个人,而且说他本质很好,而且已经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就是说他即使在那个圈子里,也还是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而且你还可以影响他,他是这样说。

    郁风的叔父就是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当年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闲时就住在郁风家,

    所以在小辈中郁风和他的接触应该来得最多。

    曹: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郁达夫先生是一个落拓不羁的文人,是不是生活中也是这样?

    黄:他(喜欢)哈哈大笑,笑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他带着我出去玩的时候,到了河边城墙外头,副城门外去遛弯,差不多经常每天都带着我去转一趟,他那时侯也很苦闷的,

    没什么交际的。除了他的工作,好像他在北大教点书,拿一点薪水,此外就是写稿,也就是他写那个时期,就是认得沈从文的时候,沈从文很可怜的,在一个北京的那个旅馆,那个公寓里头住,冬天都没有火炉,所以我记得一个细节,他有一个大围巾,我叔叔达夫有一个大围巾,带我出去,冬天坐那个冰船,在河上走的时候,他常常怕我冷了,把这个围巾给我盖在腿上,所以那个围巾我(一直)都记得,但是后来他就去看了沈从文,沈从文一个人住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那种学生的公寓,他投了稿都没人给他发,所以郁达夫在什么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居然跑到他那儿去看他,所以沈从文大为意外,是郁达夫来了,而且看到他那个惨样子,拿一个棉被围着,后来郁达夫把那个围巾就送给了他。我认得郁达夫不是郁风的关系。是邵洵美。邵洵美那时候经常跟我来往。他有一次请吃饭。

    (客人中)就有郁达夫。所以达夫跟我,我年纪很轻,但是他跟我很谈得来,他也喜欢旧诗,我也喜欢旧诗,(所以我们)有不少的共同语言,这样一来我们变成朋友了。郁风应该是我的晚辈,但是她到现在还不承认。1940年我到新加坡去,我打电话找达夫,他头一句话说:苗子,你是不是跟我侄女儿很好啊?我那时很难为情,不好意思答复。

    曹可凡和黄苗子、郁风夫妇

    少时的郁风受到叔父的影响,爱好文艺,早年进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以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西洋画,很早就开始为报刊作插图,漫画,是郁家有名的才女。

    曹:那郁风老师,照大家的一些想法,您的叔父是一代文豪郁达夫先生,照理说你可能会

    走上一个文学道路,可是您后来还是喜欢画画。

    郁:因为我是从初中,初中才上了(不久)没完全毕业,就做了个假文凭,考了艺(术)专科学校,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嘛,所以还是以画画为本,但是当然后来就参加搞救亡运动,我们搞了一个青年妇女俱乐部,还搞过大游行什么的,那就是以革命为主,根本不考虑自己什么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当然我同时还画一些插图,比如说《救亡日报》刚刚1937年在上海出版,我是作为漫画记者,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刊物,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刊物

    是英文的,叫作《Voice,Of,China》,销到美国去的,传达中国救亡运动的情况声音,

    所以每一期我给他画插图,也算漫画吧。鲁迅死的那年1936年,我画了一张鲁迅的像,就是第一次鲁迅的像,登在一个英文杂志的封面,传到国外去。

    曹:那您在这个艺专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跟徐悲鸿,潘玉良先生学画?

    郁:北京的时候呢徐悲鸿已经不挂名了,那个时候许悲鸿已经离开了,那么到南京呢,是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头,但是他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潘玉良是教授,所以学生可以选课,选在他(徐悲鸿)的教室上课,或者选在潘玉良的教室上课,那时候徐悲鸿简直不得了,红得发紫,就是从苏联刚回来,所有的学生都选他的课,而潘玉良的教室没人(选),我记得只有我一个,我就选了潘玉良,因为徐悲鸿那个课,那个教室太挤了,没法画,那个模特在那儿看都看不见,一层一层那么挤在那儿,摆画架子,我就不愿意,我就选潘玉良的课,潘玉良非常好,她只有两,三个学生。

    曹:她怎么教您呢?

    郁:我有一次给她做模特,画的我一张像,那张像可惜我现在也没看到过,非常好,是裸体的吧,而且她那个时候倾心于那个印象派的外光,我们就是在那个课室的外面,那个花园里头,树底下,树荫底下,我那时候大概18岁,所以穿一件粉红的衣服,那种少女在那个树阴底下,画得非常好,但是这张画我始终没再见过,不晓得到哪去了,潘玉良老师是非常好。

    曹:后来潘玉良去世以后您还专门去法国去找她的画?

    郁:那时候不是专门去,是我有一次算是美协派的任务,去了之后呢,就在那个领事馆,

    发现,不是发现,就是领事馆的人告诉我,有这么一批东西,搁在他们的地下室,搁在那个汽车间,为什么要搁在哪儿呢,就是潘玉良过世了,她就没有家属,她的那个先生她过逝的时候呢,她有一位算是丈夫,或者同居的那位老先生吧,

    曹:叫王守长

    郁:那么替她给保存她的东西,后来这个王守长也死了,他们也没有后人,没有儿女,所以那个大使馆不得不去把那些东西都搬回来,就乱七八糟,根本他们不在行,不知道油画该怎么卷,就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放在那儿,所以我就花了三天时间就是把它整理好,好一点的东西,有的没完成的作品,有的是版画,有的是油画,有的还有雕塑,她做过一个张大千的像,做得挺好,所以那个潘玉良在法国人家说她是怎么样怎么样出名,其实不一定,但是她是非常用功,非常艰苦奋斗那么一个画家,她尝试各种东西,油画之外有版画,有素描,有毛笔画,各种她都用。

    曹:那苗子老师当年是从事漫画创作,您的第一幅漫画也是在上海发表的?

    郁:对,无所谓我第一幅漫画了,我是中学的时候,那年我们大家都很佩服当时英国一个漫画家,叫比亚兹莱,比亚兹莱的风格很特别,我就模仿他的风格画了一张画,在中学时候我就把这画寄给叶浅予,我也不知道这个《上海漫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上海漫画》主编是叶浅予,(我的画)在《上海漫画》发表了,马上寄来一封信,是叶浅予给我的信,我大吃一惊,当时叶浅予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大漫画家,而事实上确实他在全国是第一流的漫画家,居然给我这个小小中学生来封信,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对我是很鼓励的,

    我是觉得这件事真是,我大概是好几个礼拜没有睡好觉,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画漫画,当然我那个时候已经在香港的时候也发表过一些漫画,(大概)13,14岁(或者)14,15岁(的时候),接到叶浅予信的时候可能是18,19岁。

    十年动乱期间黄苗子和郁风先后被投入了监狱,即使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他们也依然没有改变率真达观的个性。

    曹:我记得叶浅予老师跟我说,他当时是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怕自己丧失了语言的能力,

    所以每天就自己编一个长篇小说,叫《松树湾》,编了一部长篇小说,可是后来放出来第二天,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情节都忘了。

    黄:我不同,我那个时候天天看报纸,我写了十二首七律诗,叫两霸十二首,“两霸”就是苏修和美帝,后来我出来之后,我给齐雁铭看,齐雁铭大为欣赏,他说这个写得好。

    曹:我读过您一篇文章叫《捉虱》,就是您在这监狱里面还研究这臭虫。

    黄: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头,我在半步桥是一个人一间房间,呆了几年,每年夏天那个臭虫可怕,你简直睡不着,而且那个时候吃得我骨瘦如柴,

    那么有一天我到外头好像是放风回来,满地都是那个(臭虫),床底下都是血,我说怎么回事啊,原来都是死臭虫,打了敌敌畏,肚子爆了。我的血就在地上,于是乎我就下决心研究臭虫,臭虫平常不是在木板上的,它是在木板底下,在木板底它自己用嘴,一个一个咬了窟窿做窝,但是木板底下的窝不够的话,它就爬到墙上,墙上也做窝,墙上做窝容易逮,你底下伸个手(摸),臭虫有吸盘,它吸在墙上,你在上面一逮它,它就马上就掉下去,掉下去就进了我的手,左肘,左掌,所以我逮臭虫,有一套办法,那种在床板底下的臭虫不容易逮,于是我就拍,它就会出来了。

    曹:郁风老师我听说你还利用一些送进来的手纸,肥皂的包装纸,还自己拼画?

    郁:我弄过,但是始终没有留下来,非常可惜,有的时候,后来有有家属可以来(看),

    看的时候带一点糖给你吃,那都经过检查的,包糖纸就是花花绿绿的,把那包糖纸留下来撕了,就贴成,吃窝头或者是馒头,或者是窝头,能够搁点水就成了糨糊了,就给他拿水腻成糨糊,就拿那个贴成一张画,我干过这事,就撕了那个纸,撕那个颜色的纸当梅花,

    或者是有点深色的纸当枝杆。

    曹:我看到郁风老师跟李辉的一个谈话,说到1968年这个春节你是被特赦了几天回到家里,你给苗子做了一顿饭。

    郁:那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在美术出版室,关在那里头,住在美术出版社不能再回家了。

    我是在美术馆,我倒是可以回家,所以那个春节呢,做了个饭给他送去,我都不能去,叫孩子送去的。

    曹:苗子老师是不是知道,这样一顿饭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那个八宝饭。

    黄:当时因为是春节,下大雪,居然有人送饭来,一个篮子,我记得,这个是非常叫人激动的事情,我吃完饭,那个饭锅里头,有粘着的饭,我是就在那个锅里头,有时候用嘴舔一舔把那个饭把它吃光,你可以到厨房去,没人管你,到厨房去用东西刷也刷不掉,最后等到过了春节了,有些女工上来我就问她这个饭锅怎么样,把米饭拿出来,饭焦了,饭糊了,她就说你用水一泡它就出来了,我猜这一个饭应该是用水泡出来的。

    老年人总是格外珍惜即逝的光阴,对于未来黄苗子和郁风始终怀着一颗不老的心,面对死亡,黄苗子更显超然,80岁以前他就已写了两次遗嘱,嬉笑调侃中更体现出这对老顽童的豁达心境。

    曹:你们现在已经是进入耄耋之年,苗子先生是91岁高龄,郁风老师是88岁。可是你们身体还是那么好,还是不停地画画,写文章,写字,到处跑,保持这么一种生命活力的秘诀

    在什么地方呢?

    黄:我在70岁过了以后,我忘了是75还是70几(岁),我觉得我应该到了(死的)时候了,阎王爷要找我了,我就写了一篇遗嘱,开始写遗嘱,80岁的时候我写第二次遗嘱,都在报纸上发表,第三次遗嘱在83,84岁,在香港发表,是在我那个散文集《乌梦安流水帐》,第三次遗嘱就写完了,我总没有死,一直到现在91岁,我还惦着写第四次遗嘱,我觉得人死了之后,你才遗体告别,对死人一点都没有感觉,也没有好处,只是做给活人看。你比方写挽联,送花圈,死人全都不知道,他知道吗?所以我说应该生前,所有的好朋友都聚在一起,会(写)挽联的你写对挽联,当面大家研究研究,宣读一下,你会写诗的写几首,对我的好处坏处,(评价一下),散文也可以大家互相念,另外骨灰怎么处理。有人主张是把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然后把骨灰搓在面粉里头包饺子,每人都吃几个留做纪念,这就很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就有另外一个办法,找一位年老的长者,在前面找几位平生最好的朋友,围在一起,然后把骨灰,让那位长者说几句话,就站在抽水马桶面前把骨灰一拉马桶把它冲掉,这也是一干二净的好办法。

    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们老俩口一个魔法瓶,让你们想做三件你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你们最想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

    郁:我想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很满足,我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想要什么,真的,我没想过我还有什么需要得到而没有的东西。

    曹:苗子老师?

    黄:我啊,我第一个希望是下辈子我讨老婆,讨个跟我一样高的,不比我太高的老婆,第二个是我希望我下辈子,不做个写字的画画的(人),哎呀,你不知道太辛苦,第三呢,

    我的名字叫苗子,我下辈子愿意做个猫。

    曹:黄永玉说你们是从血海和灾难当中走出来的,所以对所有的苦难你们都能付之一笑,而且进入苦难的深渊又从这个深渊里面爬出来,看作是一次轻快的旅程,我觉得这个比喻真是非常的传神和恰当,所以我们要祝你们老俩口今年钻石婚愉快,祝你们俩吉祥安康,身脾两健,也希望今年你们秋天能够来上海尽兴地吃一顿“阳澄湖大闸蟹”。

    谢谢你们,谢谢。

    (文章来源:上海东方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