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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绘画与文字之上的境界 

 李怀宇


    先看郁风的画,再听她的故事,又为她的一篇小文所震憾,才系统地读她的文章,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率真的文风,有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有曲折的故事历历在目,更有诚挚的感情动人心弦,在当今文坛真是久违了。

    画家的文章,向来别有一番气象,黄永玉讲那些比他老的老头的故事,如果在别人笔下出现,一般都会失色几分。黄永玉说郁风,也是妙趣横生:“漂亮而叱咤一世的英雄到底也成为一个噜苏的老太婆。你自己瞧瞧,你的一天说之不休、走之不休的精力,一秒钟一个主意的烦人的劲头,你一定会活得比我们之中哪一个都长。那就说好了,大家的故事就由你继续说给后人听了。”郁风果真动情地怀故人,思故乡,讲故事,让人听得痛快。

    郁风的家事,是大时代里国事的一个缩影。抗战之时,她的祖母拒绝为日本军官做饭,躲到后山下崖边,几天后冻饿而死;她的母亲陈碧岑遭日寇炸伤后留下永久的伤疤;她的父亲郁华为敌伪特务枪杀;她的三叔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日军诱出野外,活活掐死。难得的是郁风讲这些故事时,不纠缠于家仇国恨,而是深明民族大义,时时告诫后人以史为鉴。

    郁风小时候与三叔郁达夫最亲近,回忆起来格外生动,那并不是世人心目中的郁达夫。沈从文晚年不止一次对郁风讲过,他在北京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大雪天推门进来的是郁达夫,把围巾摘下披在沈的身上,又拿出五块钱请他去吃饭,找回的钱送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沈从文已经七十多岁,郁风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个故事黄永玉也讲过,我只当传奇,到郁风笔下才觉得是信史。更有趣的还是郁达夫与朋友之间的交往。郁达夫带郁风去见鲁迅,郁风深深记得的是鲁迅和蔼的笑容,很特别的是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姿势。有一次郁达夫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这侄女是学画的,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本吧。”后来鲁迅果然送了郁风一本《引玉集》。女性的视角,画家的记忆,使郁达夫和他周围的世界如同影像一样再现了。

    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黄苗子、郁风夫妇多有交往,看郁风如何写他们,是一种乐趣。郭沫若、廖承志、夏衍、叶浅予、冯亦代、王世襄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多有传记细说,而在郁风笔下,总有新意。当今不屑郭沫若者甚多,郁风写他与郁达夫志趣相投,对傅抱石极力推荐,那是何等风度。1935年,傅抱石的天才不为世人所知时,在东京办个人作品展,由于郭沫若列名主催,几乎所有学术界、艺术界名流俱到,展品卖出不少,替国人出了一口气。这也是郭沫若的一面,抹杀不得。郁风回忆芳嘉园主人王世襄倒是引人会心一笑,1976年唐山地震后,王世襄不肯离开他的宝物,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是:“斯是漏室。”这些故事,是应该进《世说新语》的。

    在郁风的回忆里,那么爽朗,那么豁达,几乎让人看不出她曾经在“文革”时遭受了七年的监狱生活。而恰恰是她经历了那么多,才能如此笑看风云。书中收录的关于这段人生困境的回忆,让人震动,郁风的意志也是启人深思:“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这番领悟,并不是随便能说出,更不是随便能做到的。

    我一直很诧异,郁风出生在北京,长大后游历天下,为什么对自己的“故乡”富阳那样一往情深?严格来讲,那里应该是郁华和郁达夫的故乡。然而,郁风流露的深情,如同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当看过她如画笔一样描绘自己的故乡后,突然读到她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的一点体会,原来在监狱中能够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设法使自己享受一点快乐,而经常使自己快乐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绘着她那绿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乡。读懂了这一点,故人、故乡、故事背后的真情更让人格外珍视。郁风这位近九十岁的老人为我们描绘的,已经是一种绘画与文字之上的境界。

    《故人·故乡·故事》郁风著,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