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文
生死之间

郁 风

    有个在中国多年的外国专家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他经常听到一般中国人之间闲谈的内容多数是互相问候之后就谈病,吃什么药和多吃什么或少吃什么食物,以及如何健身的运动等等;另一种是看到或听说什么地方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再就是很有兴致地谈着某人私生活的新闻。经他这一说,虽然有些刻薄,但外国人确实对这些琐事比我们敏感。就我来说,是司空见惯不感兴趣的事,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就拿第一种来说吧,熟悉的圈内人自然是和自己一样越来越老,听到谈病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每当听到滔滔不绝的申诉什么病的病状或热情传授某种病的认识我总是很惭愧,除了勉强找话或提问表示一点“共鸣”之外,我什么也不懂。这也许是由于我的幸运,没有面临什么要致命的病,也许是由于我的麻木迟钝。其实我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十年前曾经在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护卫”的时期突然大出血,还有椎间盘突出、神经衰弱、关节炎、以及头痛感冒脚气病等等,而且近两年来不断有亲人因癌症、心脏病、尿毒症等而死去,但是都只在当时面对病痛时意识到它的威胁,过后便又不往心里去了。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病痛、死亡不断在周围出现,每月都要受到几信讣告,渐渐开始意识到这“是个事儿”了。

    如果分析那些常谈论病痛者的潜台词,无论表现为忧虑或达观,其根本的思想活动都无非是对“死”的提防、恐惧、或准备接受挑战,认真对付。

    比我们再上一辈的人对于这必不可免的事儿是忌讳的,决口不谈。最多说“百年之后”如何如何,说的直率了就是大大不祥,不礼貌,“触霉头”。可是每个老人心里却在时时盘算着自己死后的事,有钱的自然老早就经营好自己的棺材场地,没钱的也要为儿子操心自己的身后。有些人到中年就开始想到“死”每过不快,一发牢骚就要说到死,和儿女怄气也会说:“你们盼我早死!”许多人,特别是有钱人和名人、文人都爱立下遗嘱,说我死后你们要怎样怎样,或不许怎样怎样,好像这是他最后的神圣的惯例。

    最近会听到一位很有成就的剧作家对着我们几个老朋友说:“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生活、阳光、花朵、音乐、多么美好,但是我们终于是要离开它的,而且越来越近了!”他并非念台词,而是在和老友欢聚中高兴的时候又很有感触地说了心里话。

    我当时一听也吃了小小一惊,怎么我从来不意识到这个呢?是我还不够老吗?不,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我对这世界没有感情没有留恋吗?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多着呢。可是我从来都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离开它,更没有想过“没有了”以后的事。说不上为什么,我只觉得眼前活着的事还不够我想的,哪来得及去想“死”的事!真的,即使在那七年被关起来,像无期徒刑一样最容易绝望的时候,眼看同“铁”窗难友发了疯,或苦恼着想死的时候,我只有同情劝慰,丝毫也没引起我自己想死的念头。就在那不足六平方米的天地里,我仍然卖力使自己活得好一些,快乐一些。我宁愿担着风险,在放风时趁管理员不注意,偷偷拔一把野草,藏在衣袋里,带回监号,用肥皂盒弄点水养起来,眼看着蔫了的青草叶又渐渐抬起头来,享受那份高兴绝不下于到公园里欣赏名花盆景。那时心里藏着一个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然要活着才能看个究竟。但是,当被割断一切社会生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活着呢?

    狄德罗解释人的生命,就是从开始思想时起,到此刻为止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行动的记忆上面。他譬喻说,有生命的人就像一架有感觉和记忆的钢琴,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包括社会)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我那时就是这样一架没有人弹它,只能自己弹自己的钢琴。我计算着日子,一千零七十八天了,……两千三百二十四天了……我回溯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五年,直到我略有记忆的一九二零年。我除了读书、思维,便是仅仅地依靠着记忆来生活。在当时如果没有了记忆,便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失去自由的人究竟还不是停了摆的钟,而是还能自己弹自己的钢琴;虽然不断重复老调子,有时爱上,有时也有欢乐。

    而现在可不同了,这架钢琴不断被周围的“人”弹着,不断注入信息,琴键不断发出反映,去掉不断翻新,但有时也有杂音和噪音,只是不大有自己弹自己的余地了。同时也是很自然地,由于记忆力的衰退,想弹自己的也弹不出多少调子来,而那七年中所弹的,由于不许可用谱记录,于是便烟消云散了。

    烟消云散也并不可惜,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生物钟没有不死的细胞,生命的延续再续,关键在于新生;利用新的信息,创造新的因素。

    对于个人来说,死亡的标志并非就是停止呼吸。如果丧失了一切生活能力,记忆的历史中断了,钢琴的键盘锈住了,僵化了,凝固了,弹也弹不响,生命便已终结。即使用氧气和葡萄糖点滴维持着一具躯体的呼吸,它已经早已不是“他”了。因此有的人正好在最有做为的时候死去,倒能把最好的印象留给人间。

    我们民族的历史像一条以灿烂群星的光芒流出的长河,奔泻而前;那像无数群星的光辉名字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已揉和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了,他们并没有死亡。而更多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同志和亲人,只要是在为祖国兴旺的事业献力之中,表示了某一点使我们难忘的好处,他便已把生命留在一定范围的人们的心理了;而这些人中,又会有人把那好处留给下一代。

    我会有一次在追悼会上遇见一位久未见面的朋友,我们默默地紧紧握手,湿润的眼睛相对无言,心里同时都在思念那位刚刚故去的朋友,他的可爱,他的好处。如果说追悼会作为一种必经的过场和形式之外,还有一点实际意义的话,那便是为了活着的人更能相亲相爱相助,更能珍惜余的力量,把它们拧成一股绳,可惜事实上常常并非如此,许多追悼会纯粹成为对死者的“安慰仪式”成为以规格、等级、参加人数、送花圈的名字的级别等等来给死者作出的盖棺“鉴定”。是否够得上发新闻上报纸也是一种鉴定,但这方面情况就比较困难,除国家和一般高级领导人为全国人民所关心,理应上报之外,作为其他有影响的人士就难说了。因此通常我们已形成习惯,凡是一种社会活动,无论是纪念会、展览会、座谈会、演出会,总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只要开幕到一到,便以他的名字上报而起作用,并以此定下这次活动的规格;另一部分是自始至终为此筹划并干了大量实际工作的,照例不上报。这就要看死者生前是属于哪一部分人。因此这一条“鉴定”实际上不能算数。在有影响的认识中,如果是真正有建树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师、组织活动家等等,他们的工作成果本身就是最大的乐趣无论受到何种等级的待遇,他们也会去工作,群众和历史的认可才是最高的奖赏。而那些热衷于以扒拉名单排名次为专业的人,真的可以永远扒拉下去吗?可以设想,在共产主义的未来的人们,回头这种情况是会觉得十分可笑的。

    现在再回到上面的话题,那一次听了那位剧作家老朋友深有感触的话,使我小小一惊之后,一时答不上话来。现在我想借此顺带回答他“不要紧,你我还都是弹得响的钢琴,只要我们不怕被人弹,接受新的信息,就会弹出新的调子。是的,美好的自然无时不和我们同在,可是不合理或丑恶的事又偏偏困扰着这个世界,而美和丑的对立,不正好构成你的精彩的戏剧作品的要素么?而作品是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杜甫给曹霸的诗说:“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曹霸是画家,丹青自然是指丹砂和青雘,即红色和蓝色。但古人经常把“丹青”象征色彩对比鲜明,是非清白,当作好字眼来应用。如“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后汉书?公孙述传》),“俗言信若丹青谓其相生之理有必然也”(《说文》?注),至于文天祥的《正气歌》中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则又把丹青二字当作丹册兴青史,喻为历史了。我也恰好是画画的,戏改古人诗句以结束本文:

    丹青不知死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总是夕阳无限好,管他近不近黄昏。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