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文
父亲面临生死抉择的心路历程 ――纪念父亲郁华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郁风


     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国内剪报中有一则四方寸小纸片的剪报:

    《郁曼陀先生传》碑在西天目发现
    这则“本报讯”原载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报》,其中报道:“这块用石灰石制成的碑,高一百一十三厘米,宽五十二厘米,全文共五百四十八字,用楷书写成,字迹清晰。它立于 1944年,详细记载了郁曼陀先生的经历和业绩,以及殉国年月”。此外并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写者的名字。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猜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志愿为父亲树立的刻碑。惟一的是,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在鹳山脚下松筠别墅大门前建立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马叙伦先生用楷书书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碑和血衣冢已被彻底捣毁,尽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上海市报告批准郁华 (曼陀)为烈士,颁发给家属的烈属证上还有毛泽东的签名。“文革”后的1977年我和母亲回到家乡,富春江依然环绕鹳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冢旧址却已成荒草废墟。问县府和乡人,那块碑十年前被砸破,断石也荡然无存。幸好母亲手中存有马叙伦先生书写的原稿,捐献给富阳县政府,又经过当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筹备,终于在1983年在鹳山上辟为公园的松筠别墅旧址建成纪念郁华郁达夫烈士的双烈亭,并重刻了一块“郁曼陀先生血衣冢”的碑,立于原血衣冢旧址。

    然而,这块新发现的碑是否就是原来的血衣冢碑呢?如果是,记者总不会不写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横幅,高约一米,宽约一米五左右,新发现的却是立幅,只有五十二厘米宽。而且是“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原碑却是立于1947年。看来即便是断碑一半也不像。

    无奈我远在南半球,无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详情。自从不久前来到澳大利亚,环境和思绪都不复先前,现在正是江南的初秋,这里却是春尽面临炎夏。太阳每天虽从东方升起,却不是由左向右转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国内亲人朋友和富春家乡,就好像远在梦中,如同隔世。

    想到父亲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设在租界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特务机关派人暗杀,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记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滩》编者约稿,谈起今年是父亲殉难五十周年,作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上海殉职的法官,《上海滩》应为文介绍,而作为他的女儿我应该写。可是事隔一年,又远离祖国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这张小纸片剪报,便引起种种猜测和冥想。

    1944年杭州还在日军占领下,竟然有人敢为一位被当局者置于死地的人树碑立传,从拟意、设计、撰写到刻在石头上成为碑,并把它树立在离杭州城不远的西天目山,这一整个过程都要担当风险。然而竟有人――也许不止一个人这样做了,不为名,不为利,无非只为给后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敌人汉奸的威胁下“守正弗挠,烈烈以死”(柳亚子为郁曼陀诗集写的序文)的法官,同时也给当道反颜事仇的败类以震撼。

    如今要全面介绍父亲的生平事迹是困难的,因为手边没有任何材料,连他的诗集也没有。但对父亲的恍如隔世的怀念,不能不联系到对上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生死抉择的心路历程的理解,无论是对是错,记下一二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吧。

    作为子女,总是很难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父亲。每一代人都戴着与生俱来的一直随着他生长的整个时代社会赋予他的有色眼镜,在生活距离中越是亲近,越是会通过有色眼镜放大一点不及其余。譬如我二十岁左右时,只看到他对我的革命“自由”的限制,心目中把他放在阻碍社会前进的位置上,而从来不理会他在同样二十岁时已经和梁启超等革新派站在一起争他的和社会的自由,也不理会他五十岁的当时站在复杂斗争的焦点和前沿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直到我于上海沦陷后,自以为不顾生死奔向抗战离家而去。父亲留在“孤岛”却巍然以身殉国,当时对我的打击不仅是失去父亲的悲痛,而更使我愧悔不已的是自己没有真正理解父亲。

    如今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比父亲在世的年龄更长了――父亲殉难时只有五十六岁。隔世的怀念的远距离,使我似乎更能清晰而扼要地回想父亲的一生,仿佛更亲切地接近他了,比较能够客观地理解他了。

    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听到亲友中的公论,一致赞扬父亲是郁家的孝子贤孙,我心想这是老封建那一套,可是我却喜欢跟父亲回富阳老家看望奶奶和阿太(太祖母),不但因为有香泡(柚子)、栗子、云片糕等好吃的东西,而且那座破旧的老屋很有意思,父亲和二叔三叔在那里出生,符合父亲讲的他小时候的故事。楼上黑洞洞的堆放着竹篓瓦缸和农具,父亲说这里住着一条大蟒蛇是家神,奶奶和阿太不许动它。我和弟弟总想等着它出来看个究竟,又怕上楼要走过阿太的床前。阿太白天也睡在她那深蓝色夏布蚊帐里,父亲要买个珠罗纱蚊帐给她,她坚决不肯要。可是我们没吃到父亲小时候惟一送饭的菜――腌过的苋菜管,奶奶老爱说:“透鲜啊!”实际上是穷人把菜市上人家扔掉的老菜茎捡回来用盐腌的,而这时家里已不再吃这个了。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是在父亲带了三叔和母亲第二次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国以后,他在大理院当推事并兼在朝阳、法政等大学教书。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考取杭州府官费留学,在此之前是府道试第一名的秀才,父亲能够当上一名知识分子是全靠不识字的祖母。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私塾执教的,两代都早死,留下两代寡妇,本不可能供孩子读书了,可祖母坚持要孩子读书,宁愿劳苦为人洗衣缝补。

    30年代初,父亲调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他以月薪积蓄在富阳鹳山造了松筠别墅给祖母养老并给二叔养吾医生当诊所。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冬天,杭州富阳沦陷,祖母固执,死也不肯跟二叔离家逃难,她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法官,一个儿子是作家,日本人来了还该向我下拜呢。日寇真的来了,就占据了松筠别墅,命令祖母侍候炊饭,她不肯,带了炒米逃匿鹳山后面树丛中,竟冻饿而死。父亲过了很久才知道,悲痛不堪,直到他殉难前那一年中,家人在他面前不敢提起祖母。

    他对祖母的感情远远超出一般的孝心,他认为自己生根立命的知识、信念和为人处世的准绳,这一切都是来源于祖母的坚持让他读书。

    我们小时候对父亲心目中的尊崇、爱好和归宿的理解,除了祖母神圣不可侵犯之外,家乡富阳富春江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父亲终年喝着家乡的茶,最受欢迎的客人是富阳来的,父亲立刻说起富阳土话问他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腌了几条火腿等等。他画的山水画和作的诗都是怀恋家乡,他最崇拜的画家是画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他讲得最精彩的故事是严于陵和汉光武皇帝同榻而眠,一翻身竟把腿压在皇帝身上,因而天上的客星犯了帝座。自然他也讲富春江上游严州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故事,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的故事。那时是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夏夜的萤火虫伴着满天星,“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父亲的诗句),我和弟妹们围着父亲倚靠的竹床,每晚都要听几个故事。记得有一回我问他:

    “岳飞、文天祥、屈原都是大大的忠臣,为什么皇帝都不喜欢他们呢?”

    他笑了,一时答不出来。也许他认为说了小孩也不能理解。后来他从反面说,严于陵不是皇帝不喜欢他,而是他不喜欢跟皇帝去做官,宁愿自己在富春江边钓鱼。

    这正是北伐战争之前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思想早已起了变化。父亲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时代正在酝酿辛亥革命,他曾是激进的革命派,经常著文作诗在报刊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民国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来,当上一名小京官,对参预政治已无能为力,便寄情于山川文物,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尚――最崇高的气节操守当作个人修养品性的追求。这其实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只不过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头或贯彻于行动的区别而已。对于父亲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对他所学和事业的执著,形成不可动摇的职业道德和信念,法律尊严,以法治国。到了今天的远距离才看出,这就是父亲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两条主线。

    因此,他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可以从这两条线得到解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正在沈阳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日军占领了沈阳,军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华留下“有要职委派”,他立即星夜只身逃到皇姑屯,藏在农民家里,换装逃回北平。那时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并未去沈阳。

    他每日去法院办公兼在大学讲课,数十年如一日,还要挑灯写作《刑法总则》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画家诗人雅集,我记得的有汤定之、贺履之等,余绍宋也有唱和往来,后来到上海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场应酬,不参加党派活动,不愿结交律师,连近亲旧友为人托情,也必遭拒绝。

    对国家、政治颇感失望,抒发感情惟有画富春江山水和作诗:“已为忧亡生白发,尚传买斗费黄金。同群忽发泥山叹,谁识经生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常和他的主线冲突,不可能没有矛盾。

    如三叔达夫是比他小十二岁的幼弟,三岁时祖父死去,十六岁时父亲带他去日本,肩负着教养责任,一面严格要求他学技能入了医科,一面又禁不住爱他的才华,教他作诗,带他结交日本汉诗家如森槐南、服部担风等。可父亲先回国,三叔便自己改读文学,终于写出《沉沦》那样的小说,以至于一度闹得兄弟反目。后来到1927年达夫在上海又发生了与王映霞结婚的事,父亲又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恼火,后来由于法律规定这种罪是“告诉乃论”,而原在富阳老家的三婶却宁愿接受赡养的保证而不去“告诉”,矛盾才解决。

    又如30年代中我在上海瞒着家里参加一些左翼活动:去浦东女工夜校教文化讲时事,与陈波儿等组建青年妇女俱乐部,参加业余剧社演出话剧……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亲父亲盘问多了我不免顶撞,常常惹得父亲大怒。

     当时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处决以后,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常遭破坏,书店、电影厂被搜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中国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务通过租界捕房捉人。父亲当时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发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处理。因此在他表面上对我严厉训斥的后面,必然隐藏着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对簿公庭的恐惧。

    对于公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的两条信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显然尖锐化了。

    幸运的是我没有和他对簿公庭,但确有被他当作朋友的人曾作为他的阶下囚而面对他的审讯,那就是田汉和阳翰笙。 1942年我随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等十余人一同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许多文化人先后都到了桂林,田汉先生也经常见面,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阳翰笙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那戏剧性的场面。原来是1932―1933年间他和阳翰老经常到赫德路(今常德路)三叔家里,经常遇到父亲,一起吃饭打麻将聊天,当时父亲刚调上海,我们全家还在北平。田汉说 1935年他和阳翰笙被捕后开庭时,他一看上面坐着的竟是达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说罢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体发落他没说清楚,后来他们虽被解往南京,他说对父亲还是感激不尽。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也是由他审讯办案,他不知使用什么法律条文没有准许特务机关“引渡”,终于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力争营救下获释。事后何先生手绘春兰秋菊图赠给父亲。1954年在北京我陪同母亲去看望何先生,她补题了两行字:“1933年承志入狱其时得到曼陀先生帮忙特赠此画纪念”。

    在那个时代,父亲周围所有那个社会层次的人几乎不会有人赞成共产党,父亲站在以法治国的立场尤其反对暴力革命,“杀人放火”,从他对我的训斥和谈论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他又能同情田汉、廖承志呢?这就是上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

    1933年我们全家迁往上海,就住在离虹口公园不远的公园坊。父亲常带我们散步到内山书店,我在那里第―…次见到鲁迅先生。父亲和他和内山先生总是用日语谈话,我听不懂。可以想见他从三叔达夫的关系认识了左翼文艺界的一些人,他们显然不像“杀人放火”那么可怕,而且无论是谈国是,谈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父亲和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共同语言的。

    以他的资历学识地位,应该早已是国民党员,并当上法院院长等更大的官,但他最厌恶“党棍”,拒绝和他们来往。他已看出当时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十分痛恨。甚至他所奉为神圣的法律尊严法治精神也被“中统”“军统”等特务制度所破坏,对外又屈辱于日本军国的欺压,实在为国家前途忧虑、气愤,灰心已极。

    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局面急转直下,终于全面抗战开始,父亲明显地振奋起来。“八一三”后战争打到上海,我更忙于青年妇女俱乐部,在“妇救”领导下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慰问伤兵难民等实际工作。父亲再也不干涉了,他从各方打听十九路军的消息,北方的消息,向我们宣告,甚至还鼓励母亲也和我们一起募捐和缝制伤兵衣服。家庭之间的气氛也变得融洽了,是抗战的同仇敌忾使得许多外在的内在的矛盾都统、一起来,表现在父亲心里,他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信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法律与正义的矛盾,形势不但容许而且需要他站定他的岗位为最高的民族利益贡献一切。

    就在上海沦陷前夕,先施公司遭敌人的飞机轰炸,母亲正在那里为伤兵购置纱布受了伤。我是在医院里和母亲含泪告别,离开了已经沦陷的上海乘船到香港转广州的。母亲赠我的诗云:“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父亲却是坚定地嘱我放心大胆去工作,不要想家。我绝没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而他是否已意识到这可能是和女儿最后的诀别呢?

    上海沦陷,南市闸北等中国地界的政府机构全部撤退转移,惟独租界上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然而却是在敌人势力的包围中。在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本可以有多种选择。每当权势转移,总有跳梁君子活跃,巴不得谋他的位子,他满可以调到别处后方的法院,照样当他的庭长,也可以什么都不当,回到他所钟爱的家乡,他自己的松筠别墅,“但求故壑能娱老”、“自摊书卷教儿童”本来是他常常在打算的理想归宿。而且后来母亲告诉我,过去他拒绝过无数次贿赂,心安理得无所谓,可到了上海“孤岛”形势越来越恶劣时,拒绝一次利诱就得罪一帮人,就增加几分危险,何况还遭到更大的威胁。那时汉奸与黑社会在租界搞暗杀十分猖獗,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被刺,凶手捕获后由父亲审理,他不顾有人暗中警告,开庭时当堂痛斥并判以死刑(据刘湛恩之子刘光华叙述他亲眼所见)。许多朋友劝告他不能再干了,不如急流勇退,而他却偏偏铁了心不走,也许当时他知道了祖母死得惨烈,更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说,“多难安容我辈闲”,“越是国家民族在危急中,我越不能辞其职,当做我应该做的。”(见他的诗和答友人信)

    他在上海“孤岛”敌人汉奸的包围中苦战了两年,终于在收到多次恐吓信和附着的子弹后,于1939年11月23日早上出门上班时,真的被早有预谋的歹徒结束了生命,刽子手登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特务机关的车扬长而去。父亲当天穿的那件血衣后来就埋葬在富春江边的鹳山上。

    直到现在我才理解,父亲并非遭意外不幸,而是有意不肯回避,面对死亡,接受挑战。

    然而当他每天准备面临意料中事时,能够那么坦然无所牵挂吗?忍心抛下二十多年恩爱相随的妻子,一生心血尚未完成的著作,六个儿女中只有两个大的展翅飞出去了,四个小儿女还依着父母身边读中小学。

    父亲的决心早巳超越了忠君爱国思想,也不属于慷慨悲歌从容就义,而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毕生的信念,坚守自己的尊严的法官岗位,坦然面对凶险,暗自隐忍着随时会抛弃亲人的痛苦……

    终于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也如愿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情操的高度完成。

    五十年,半个世纪。历史总是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不同于前一页,但中国的历史每一页都同样钤有正直之士的印迹。因为他们总是在直面各个时代的惨淡人生,在经过苦闷和彷徨之后,最先看到人们心中燃起明亮耀人的希望,最先挺身迎接它那刺人的光芒,那身内身外的一切便付诸脑后了。

    1989年10月  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