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文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郁风

    要真正了解和评价一位作家,就要看他的全部作品,也不容忽视他生平的所作所为。这话不会有人反对,但事实常常并非如此。

    不同时代对某一作家的评论,总是多数以那个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为好恶标准;同时,某一引起轰动或好或坏的作品又成为对那个作家判定终身的根据。

    迄今为止,一般论者读者所知的郁达夫,仍然是以小说《沉沦》为代表作,加上《日记九种》和一些游记,近年来尤其被港台报刊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是(毁家诗纪)和婚变纠纷,也波及到国内。总的来说,从30年代至今,提到郁达夫不外是颓废、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似乎已成公论。自然有些论者也注意到他与左联和左翼文学的关系、与鲁迅的友谊、他的爱国思想以及参加抗日工作等,也只是认为他处于复杂动乱的时代,形成复杂矛盾的性格。8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青年学者以新的观点探讨研究郁达夫这个颇特殊的作家,但仍未引起普遍注意。尤其是他晚期在海外七年所发表的作品和所作所为,知者甚少。国内从80年代初开始重版他的早期作品,到前两三年才出版了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其中收录了部分海外作品,但是根据晚期作品作系统研究的评论,尚未见过。

    如果从郁达夫发表《沉沦》的1921年算起,到1941年底新加坡被日军占领他不可能再发表作品为止,他的文学写作生涯不过二十年。而他最后从1938年底到新加坡,1942年流亡印尼到1945年殉难一共七年,这海外的时期相当于他的文学生涯的三分之一强,又是在极不平常的情况下受杀害,这盖棺论定的晚期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真正的文人

    其实,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鲜明的主线,越到晚期越执着,直到最后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人生态度么?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他这句名言,不但在30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致被左联开除了,直到1939年在新加坡又被一场围攻他的风波引为话题。实际上联系到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只能说明他对“战士”一词的更高要求。我们看他作为文人在海外前三年中干了些什么。

    1938年他到达新加坡,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当时的新加坡,确可以说是文化的沙漠。他前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1938年 12月到1941年底,最多时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而是要自己动手,再加上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和给读者投稿者回信,甚至没有助理编辑。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稿上都有编者用红笔改过的字句。从1940年8月3日到10月25日他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均收入本书)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还另写一篇署名文章。另一段时间是从1941年8月6日至9月25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他每天上夜班看最后新闻电稿,才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总在凌晨了,而白天还照常参加社会活动。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大,且读书很快,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伏案工作平均十小时以上,每天笔耕平均总在四千字以上。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培育青年作者,经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有早逝的诗人冯蕉衣和如今尚在新加坡的温梓川,他最早搜集郁达夫海外作品,编辑出版了《郁达夫南游记》。据郁飞回忆,甚至他在新加坡念初中一班上的作文比赛,老师曾请他爸爸评阅,他也答应下来,看了几十份卷子,并评出第一名。单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他还得出席比一般人更多的宴饮。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姚梦桐先生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界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而极不完全统计的就有一百余项,再从本书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活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等等,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一切都相关。至于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在最后流亡印尼时期做了什么,当在本文后面《失去了战斗武器以后》一节中谈到。

     有一本流行的《郁达夫传》概括说他是“与世疏离”的天才。这种看法也非个别的,比起“颓废作家”的头衔已是较不同的评价了。郁达夫就是这样一个直到死后半个世纪仍被误解的作家。

    击中要害的政论

    纵观他晚期的思想境界,简单说,只是一切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了。在出发海外的太平洋途中,他写下《必胜的信念》一文说:“我只觉得是在做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处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这就是他晚期写作和行为的主旨。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已具盛名的作家,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成就,以及什么地位影响等等,已完全不在话下了。甚至三年中写了这么多杂文、散文,竟没想到要编一本集子出版。

    从本书的政论部分,可以看出他这个“惩处罪犯的助手”所宣传的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就是:(一)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投降妥协;(二)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进步的政治言论是一致的。

    同时,他却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速胜论。他不止一次提到,最多不出一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甚至武断地预言日本的总崩溃将在1939年的7月,如今看来自然好笑。然而,如果是过来人,我们便不会忘记,当时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失败主义论调随处可闻,前方后方又有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特别是在海外处于殖民地环境的侨胞中,更是缺乏战胜的信心。郁达夫正是针对这种心理,声嘶力竭地企图扭转,以致不惜矫枉过正。他也并非空说豪言壮语,而是确能看出敌人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他分析了从“九一八”以来八年中的变化后论断:中国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是摩西以后的奇迹。他凭藉革命乐观主义的才情,青年留日时代政治经济学知识,和对敌我战场、国际情况的丰富资料,写出那么些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正如刘尊棋先生在本书序文的最后所说:“他能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等等事件加以论述,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作出正确判断。如当时不少舆论抨击苏联是独裁的赤色帝国主义,对苏联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颇多责难,郁达夫则认为苏联并非侵略国家,它幅员大,经济落后,对于四邻无时不在危惧中,它的外交政策一贯中立,而这中立的核心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安全。对英美帝国主义则指出他们各怀鬼胎,对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来不肯拔刀相助,并从他们本身利益去分析宣传联合参战时对付德日轴心国的必要性。但也因此常常夸大估计他们的实力,以致在珍珠港事变和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还料定敌人暂时不敢动手。

    他的政论不像一般的报纸社论,无论该报政治立场如何,总要貌似客观公正,行文但求严谨,论说惟恐越轨有失分寸;而他写的社论政论却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他对日本侵略军惯称倭寇、倭种、倭人;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说“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说美国的决心“到了沸点,转移到实际参战只有一发可容”。如向新加坡当局为华侨请命,说如果对侨汇再加限制则“必将计数而怠工,相率回国,何必抛妻别子羁旅他乡”,简直接近“威胁”了。不少政论确有言过其实经不起推敲的缺点,但同时却有感人的激情、文学的色彩和作者的性格特征。

    在新发现的佚文中除不署名的社论外,也有当时见报的演讲词,还有些没有见报就连新加坡学者也无从辑录了。如1940年冬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到新加坡拉拢《星洲日报》)老板“万金油”主人胡文虎以对抗陈嘉庚(陈为南侨筹赈会主席,当年曾亲率慰劳团到国内西南西北访问考察,并不顾阻挠访问了延安),胡文虎在他的虎豹别墅举行数百人的欢迎会,由他的儿子――《星洲日报》经理胡蛟致欢迎词,他拿出讲稿照本宣读,大意说: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除异己。前方浴血,后方贪污,我们华侨的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 (即孔祥熙的女儿,当时名震大后方)之流却以军用飞机载运奢侈品,政府大员采购军火私吞外汇,……希望国民党整肃党纪军纪,严惩贪官污吏,开放民主,团结各党各派全力对敌等等,使主人莫名其妙,贵宾愕然,又不便阻止,而全场华侨则大快人心热烈鼓掌。原来这份讲稿就是郁达夫起草的。当晚吴铁城派人到报社提出严厉要求,次日新闻中只好把欢迎词内容删掉,未能见报(见《回忆郁达夫》一书所辑当年在<星洲日报)任记者的徐君濂和石蕴真两文)。

    干预生活的杂文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在海外的晚期不但不再写小说,连散文也很少。只有刚到新加坡不久时的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记游》,虽仍保持他的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中所收散文之潇洒和情真意切。而在他编余随手所写不少短短的杂文中,却不乏精彩之作,且贯串着与政论同样的中心思想,如《空袭闲谈》和《谈轰炸》,以他自己亲身实感的经验娓娓道来,使人消除对空袭的恐怖,读来真切可信。如《战时的忧郁症》,要说服人们千方百计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来服务抗战。许多题目如《教师待遇改善问题》、《文人的团结》等都说明干预人们生活的热情。又如对重庆文化人生活之苦境,不但以物质实力支援,在他编的副刊上写启事代收稿费捐款,增加许多事务工作,还为此写了一篇《文人的待遇》,从更高的立足点摆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论述文人收入还不及工人车夫的处境虽值得同情,但另一方面,从我国历来“万般皆下品”那种态度来说,则战争对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教训。他说“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受,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出他们之上不可的。”还有那篇本文开头引用过给文人下了定义的《文人》,原是接到重庆郭沫若、王昆仑、老舍、孙师谊等老友联句向他慰问的信,在信尾郭沫若附注了一行字告知一个消息说,早年曾参加他们的创造社的张资平竟然投奔汪精卫伪政府去了,因而令郁达夫十分愤怒和感慨,于是写了这篇《文人》,不啻是为自己所作总结和宣告的誓言。至于那篇《敌我之间》,是因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表了日本作家新居格致郁达夫信,对他表示友好的关心,却不提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郁达夫回了一封信,但并不寄出,而是连同新居格的信译成中文,一同发表在自编的《星洲日报》副刊上,标题为《敌我之间》,在海外曾一再转载传诵一时。它表现了不卑不亢、正义凛然的中国文人的风度。而且以国际主义的远见,预期中日作家还有握手的一天。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

    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务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抗战初期他就预见到报告文学的兴起而给以很高评价。1939年他就指出:文艺通俗化、民俗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见实现,并举老舍以台儿庄胜利编写的说唱大鼓为例。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辣的生命,并认为写实之外还要有想像,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更以博大的胸怀,痛斥危害团结的宗派观念和固执愚昧,认为这是最残酷的中世纪宗教统治遗风。“人家或者要说,这是没有主义主张的态度,但我则以为要想创造文化,造福人类,却非将这偏私狭小的气量扩大起来不可。”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从四十年的史实更可得到印证。

    如他所预期,三年的编辑工作,不但占领多处阵地,建立起文化中继站来,他自己的写作和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一部分所收他与国内作家的通信和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书展的评介可以说明。这个中继站不但与国内交流,而且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却是国内当时所无法做到的。由于他的特殊习惯和癖好,从青年留日时代一直不间断地购买和阅读多种外国文字的文艺书籍,大约只有在武汉政治部三厅时到前线劳军一个阶段实在无法买到外文书,而多年来他所拥有的大量中外文书籍,都抛失在杭州风雨茅庐和福州的住所,因此一到了新加坡这无税的自由港,第二天就抱了大包外文书回到旅舍,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据郁飞回忆)。以后更是订阅多种日本和欧美杂志。如他从《亚细亚杂志》)译出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报告多篇并加按语,可能是最早以中文介绍斯诺的西北之行的报导。还有美国记者去滇缅路采访的报导特写等,也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看不到的。此外,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对已出版二十年的伦敦著名纯文艺权威杂志《默叩利》 (即水星)的停刊和与《现代人生与文艺》的合并,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说明文艺在战争和政治动荡时期要保持超然态度是不可能了,文艺必然与政治有联系。

    郁达夫对日本的文坛状况,过去和现在,更是了如指掌。如《日本的侵略与作家》,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以及原来左翼作家如佐藤春天、菊池宽、林房雄之流做了军部吹鼓手。他回顾了大正昭和易代之际,日本文坛正当自然主义没落,在苦闷虚无状态中,率先树起左翼文艺的旗帜,成功的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到了昭和以后,反动势力加紧,许多作家被杀的杀、囚的囚。左翼作家中,意志坚强者大抵到现在都在牢里;另一部分就缄守沉默入乡卖菜去了。再有任何时候都不愿混入潮流的所谓高蹈派,也严守沉默不失故度,如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等。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中说:日本所谓“铳后文学”倒退了百余年,当局对文艺的管制日趋反动,一般作家不得已只好回复到“咬死骨、搅尸灰,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而我们呢?“戏剧运动在抗战中成长了;艺术家到群众中间去的运动在抗战中结合起来了”。“虽则伟大的文学还没有产生,但产生伟大文学的始基已经奠下了”。他写这话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的1939年。

    如果说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到了海外的晚期,不论是作品和文艺观点都有了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开始的,它和郁达夫最早提出《文艺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文艺概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自然,如果他能活到五六十年代,看到“阶级斗争”变成了排除异己的权力斗争,文艺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可以想见他是不会同意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自然是褒贬不一,但多数都偏重于评论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对他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文革后的80年代国内新出版的评论和几本传记中,只有一本《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王观泉著,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把他的理论贡献列为一章,这是有独到见地的。但作为传记的一章,所根据的理论文章却仅仅是早期(1923―1931年间)所写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农民文艺的实质》、《谁是我们的同伴》、《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等等。郁达夫晚期对文艺理论更成熟的论述,作者当时没有海外资料,因而尚未见到。此外,作者已经发现郁达夫总是以最快的信息传布国外最新的理论,自己保持最新的认识。如我国电影尚在初期成就影响不大的 1931年,郁达夫从国外信息就发现并认定电影这种声光化电的综合艺术对小说产生了影响,如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的新写作技巧和风格等等。这方面的敏感在郁达夫晚期也继续保持着。

    郁达夫晚期文艺杂论虽不成系统,但在思想观点上可以看出与二三十年代的论述一脉相承而有所发展。他并且始终保持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专家不同的特色,他对文艺的论述,主要是从创作的亲身体会和大量阅读中外古今文学作品总结出来的。

    插曲――一场笔战

    郁达夫于1938年底刚到星洲正赶上新年放假,就应邀去了槟城,自然遇到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的热情提问。回到新加坡立即接编《星洲日报》三种副刊,便写了《几个问题》在自编的“晨星”发表,不料引起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战;主要对手是《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在《几个问题》发表以后三天刊出一篇质问性的挑战文章,郁达夫回答后对方又来一篇,如此两三回合后,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已是勉强招架、准备撤退的态度,但行文中也露出被曲解的窝囊之余的不屑和讽刺意味。本来“狮声”主编张楚琨也发现流入无原则的意气之争是没意思了,便写了简短答复,“采取冷静的沉默”态度,准备打住;但这时战线已经扩大,波及《南洋商报》所属的《南洋周刊》、《新国民报》、《新国民文学》副刊等,他们一致支持“狮声”,便一时形成围攻局面。有一篇署名“高扬”的长文《我们对你仍觉失望》,说郁达夫就是教青年闭门读书,“向天花板学习”,并针对郁达夫的那句名言说:“我们现在要求的不但是一个writer,而且还要是一个fighter!”在被围攻的局面下,郁达夫又按捺不住了,在“晨星”上发表了六篇为他辩解并反攻的读者来稿,于是“狮声”当然又作回击。如此不可开交之后,“晨星”发表了楼适夷自上海发来的《遥寄星洲》替达夫解围,说他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而他的纯真的性格,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吸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位新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这封信确实起了作用,之后便没有人再发难了。

    本书文艺杂论部分收入《几个问题》和其他两篇答辩文章之外,还附录了“狮声”两篇攻击文章和编者附言、答书。这些附录是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所未收录的。据此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不过是说:南洋应以自己的地方和社会特点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这个对南洋文艺的见解本来不错,但他下车伊始便哇拉哇拉发表意见,丝毫不了解当时当地进步青年中把对待鲁迅的态度当作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在一股学习鲁迅的热潮中,他的话对于“左”得幼稚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竟认为他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于是郁达夫被曲解之后也急于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更引起对方的反应,益发不可收拾。

 
  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一事件,不能不联系到它的历史的社会背景:

    (一)《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是分属侨领胡文虎与陈嘉庚的两个集团的报纸,历来都有对立。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中,前者偏右,后者偏左,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抗战之后,胡愈之到<南洋商报)主持编务,稍后郁达夫也到了《星洲日报》主编副刊,并一度代理总编主笔,在团结抗日的言论上两报趋于一致,但左派的青年群众多数还是以《南洋商报》的马首是瞻。

    (二)从30年代在上海,郁达夫曾被左联开除,之后并被目为颓废派,这在笔战开始就一再提到,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甚至说他是为逃难而来。左派对他原有的看去和成见有其根源。

    (三)除了抗日言论一致之外,郁达夫本人对人对事的某些做法和生活作风,与当地的左派显然是有距离的。譬如对他后来兼任英政府情报部(即Ministry of Information,当时的实际工作不过是公共联络宣传,译为情报部就有特务间谍之嫌)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许多左派人士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而郁达夫应允担任固然是由于一位女友李攸英的介绍,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占领一个英国官方新闻阵地,对宣传抗日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的态度是一致的。后来证明他对英当局的态度是有一定立场的,刘尊棋先生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足以证明。在新加坡陷落之前,作者本人和郁达夫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去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谈判得到胜利,并与那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见面,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在英国人面前的义正词严、爱憎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才真正彻底的并肩作战。那时成立了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教育、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和郁达夫打过笔战的原“狮声”主编张楚琨先生于1982年11月所写《忆流亡中的郁达夫》(载1983年北京出版《文化史料》第6辑)中回忆说:这场笔战过去之后,思想上与达夫仍有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工作。却很少过从,但是到了这时便不同了。以下引他的原文: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又问:“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张楚琨先生的回忆写到这里,下面就引出三年前那场笔战,作为一个插曲。

    《毁家诗纪》与婚变纠纷

    郁达夫晚期在海外发表的作品,最早流传国内的就是《毁家诗纪》,它是1937年发表在香港陆丹林所编《大风》旬刊的。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界似乎对郁达夫最感兴趣的就是这段婚变纠纷,有关者或当事人的回忆,当年在气头上的回击谩骂文章、信件,一抛再抛,抛向特别容易畅销的香港市场,立刻波及台北、新加坡、美国,单是以婚变为题的单行本就出了不少,利用读者对这段旧事的无知,郁达夫本人在九泉下的无言,和知情人以及文艺评论界对此不屑一顾而甚嚣尘上。加上不少好事者甚至少数研究郁达夫的学者也津津乐道,议论纷纷。郁达夫再也不会想到在他印满血迹的脸上又被涂上这么一层难堪的脂粉。

    近年来,在国内也出现几篇文章,似乎要为五十年前的“沉冤”翻案,声称《毁家诗纪》所涉全属子虚乌有,或者进一步指出郁王婚变其过在郁。难怪远在新加坡的方修先生也忍不住要说:“把数十年后一两则真实性并不可靠的回忆文字当作纶音懿:旨,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见《郁达夫佚文集》序)应该想到当年出入于风雨茅庐和避难丽水的人,在武汉详知达夫为何刊出道歉启事内幕的人,还有两代人活着,并非死无对证的。

    然而,如今无论谁再去端出陈年旧事的细节来辩论,是完全多余和浪费读者时间的了。本来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在私生活中发生婚变悲剧并非天大的奇事,其发生的根源除双方的是非之外,往往与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且感情上的好恶很难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尤其是事过数十年,无论哪一方都不必再揪出来加以谴责。

    但郁达夫在惨死四十年之后,却又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辱骂,如“怀着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颠倒黑白的目的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夸耀自己的荣誉”(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妻子被羞辱了,怎么就成为自己的荣誉呢)、“<毁家诗纪)纯粹是无中生有、心理变态的结果”等等。辱骂之外,却又并未提出针对性而有说服力的事实。如此这般居然也有一些论者表示同情而大肆宣扬,似乎据此就可以判定一个作家一生的评价。其实,重新发表和一再宣扬这些纯属泄愤的恶言恶语来鞭尸,倒是对于生者本人的形象有损的。 
 
    郁达夫由于所处时代、遭遇和本身性格的复杂,被误解遭歪曲而受谴责的事很多,比较起来,婚变问题还只能算小事一桩。据我所知,爱护他的朋友也曾责怪他不该写那些令人难堪的诗注,更不应该在“家”已破裂正思弥合的时候,拿去公开发表,这是不合乎为人之道的。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即使作为晚辈,我也会尽力劝告和阻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能按常理考虑到发表后对双方的严重后果,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活还应维持的现实利益,他便不会寄出发表了,可惜这位诗人根本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记得1939年先父(达夫长兄郁华)在上海收到他寄来刚刚发表(毁家诗纪)的<大风)旬刊,读后叹息不已,当时就在末页的天格上写下一首绝句:

    明知覆水难收日,
    犹是余情未了时。
    一语着君君莫恼,
    他年重忆毁家诗。
    他料定达夫这样一来,家庭便不可能再重圆了。

    然而这与后世如何理解《毁家诗纪》这一作品,如何分析它的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毁家诗纪》无疑是郁达夫呕心沥血之作,是从1936年以后数年中每有所感陆续写的,而诗注却是后来集中发表前所加。他用一切艺术手法渲染令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出,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毁家诗纪》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自然,这是不会有结果的天真的冲动,却正是符合他一贯性格的举动。

    在郁达夫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被一时的激情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而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吞噬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白首偕老。这是一个根本错误所造成的必然悲剧。虽然确曾有过几年幸福生活,自从郁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女士于1983年所写的文章《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以上见解的注脚: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这句话是在她叙述了1942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的情况之后说的。她描写了当时的婚礼冠盖云集,隆重热闹,震动了整个山城。因此这句话也就是意味着王映霞女士对自己前后两次悬殊的――不幸与幸福――婚姻的比较的总结。

    失去了战斗武器以后

    在占其文学生命三分之一的晚期,郁达夫已不只是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动、以生命作投抢的“战士”了。如不看他的晚期文章和流亡后的事迹,则对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理解的。他的政治见解、文艺思想与生活作风、情感虚弱的种种矛盾,到了晚期确实起变化:参与抗战的强烈意志,紧张的工作,没有了感伤颓废的余裕,“作家”与“战士”在实际行动中统一起来了。然而私下里情感上的矛盾痛苦并非不存在,对祖国故乡的思恋、工作上的不顺利与被误解和攻击、孤军奋战的寂寞感、家庭妻离子散的哀伤……。下面这首流亡诗说明了他的心志信念:


    草木风声势未安,
    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
    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
    微躯何厌忍饿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
    我比前贤路已宽。

    流亡以后,不再能公开地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苏门答腊,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地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自由的人,却必须伪装做商人,改名赵廉;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敌人,却要强言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应付一切,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渡过一次又一次难关。在这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独身生活在遍布陷阱的异域,能够倾吐心声、相濡以沫的,就惟有那么几位他费尽心力为之保护安全、接济生活的朋友。每遇紧急情况,坐上火车就跑到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住的椰庐去报信。但是,他明知他们有个传递消息研究情况的秘密组织“同仁社”,①却没有让他参加……这种难言的辛酸和苦恼,又岂止是寂寞啊!

    据我所读到的一些当时在印尼的朋友写的回忆,稍举几件事例: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翻译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般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惹得宪兵队长大怒,用日语大骂,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也用中国话警告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一份党员名单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来,赵廉看了看,机智地指着这个人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要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   

    以上是据张楚琨先生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还说,郁达夫化名赵廉,在三年多中为保释侨胞和力争发还被扣车辆财物房屋,不知办了多少件好事,对于数十名文化界难友的掩护和接济更是无微不至。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载1985年9月<人民日报))一文中,也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同年5月,一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他谈话,也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据汪金丁先生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载1983年第 6辑《文化史料》)中记述:1944年初,一个曾在昭南岛兴亚厂受过训练的特工洪培根,向日宪兵部告密,说赵廉就是郁达夫。不久,日宪兵摊了牌,亮出他们搜集的郁达夫著作,说:“赵先生,你并不姓赵啊厂郁达夫早已知道有人告密,镇静地承认,并说:“你们为什么早不问我啊?郁达夫是我早年写作的笔名。”对方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或东京去,他断然拒绝:“我哪儿也不去!”然而日军并未立即逮捕他,还常来敲诈勒索。

    他发现自己暴露了身份,立即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雅公务。他们也劝他一道走,他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这时他已抱有牺牲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被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这是汪金丁和胡愈之等一起告别郁达夫以前,当面听他所说的、永远记得清楚的两句话。

    他有一段时间处于这种时刻被捕的不安中。在致友人信里,他曾感慨地想到屠格涅夫小说集的情节:“我们真像被网在水里的鱼,偏偏那渔夫不拉网,我们就只能在浸在水里的网内活动。”

    郁达夫并非由于麻痹大意偶然不幸而殉难,他是早已抱定誓死不辱完成大节的决心的,因而到了最后反而显得从容镇定,且又恢复饮酒。然而一肚子的愤恨遇到机会仍不免要发泄。一位当时在巴东参加过郁达夫和印尼夫人的婚礼的青年教员张紫薇在《郁达夫被害前后》(载《郁达夫卷》――台北远景丛刊)一文中说:“有一次巴东盛传姓赵的打了姓洪的耳光。事后他问郁达夫本人,他得意地承认确有此事。那个告密的败类洪培根从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雅公务,正巧郁达夫看见他的汽车停在路旁,立即走上去开了车门,把他抓下来打了两个耳光,一面说:“你再去告我的密!”那人连连告饶说:“以后不敢了!”以一个文弱书生的郁达夫,竟然动手打汉奸特务的耳光,也是过去的郁达夫读者和评论者所意想不到的吧。

    关于郁达夫之死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和几个熟人在家里喝酒谈天,有个印尼青年来找他,他当时穿了睡衣拖鞋跟那青年走出去。客人等他不回,也就散了。印尼夫人何丽有次日临盆,生下第二个孩子郁美兰,而她的爸爸没有看到她的出生便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据附近居民说,看到一辆汽车停在路口,有人坐在里面等,郁达夫和另一个人上了汽车便开走了。这是许多文章报导过的郁达夫失踪当晚的情况。

    1946年胡愈之先生回到国内后,发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是当时惟一可靠的正式报告。然而作者对于达夫遭日宪兵杀害,只是根据他对达夫处境的了解和前后种种迹象的估计和推测,无真凭实据。胡老曾亲自对我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派遣的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曾在印尼流亡住在达夫家里假充看门人受过“赵老板”掩护的王任叔。胡老原指望他到任后,会循外交途径把郁达夫之死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做。王任叔不但没有追查,还向熟人说,郁达夫给日本人当翻译是失节,似乎死有余辜。胡愈之的报告原是写给当时中共领导的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国以后在这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于郁达夫这样的作家,在抗日战争中直接被敌人杀害殉难,既未调查,也没有任何表示。除了偶然在文艺批判文章中出现郁达夫的名字之外,他已从读者中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重新出版他的著作,而对于他的死的认真调查,倒是全靠日本学者在做。

    先是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和伊藤虎丸先生从50年代开始搜集研究郁达夫作品和生平资料,先是自费油印,后由东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会”于1961年发表在机关报《中国文学研究》第一号,开始引起日本文学界的注意。到1968年,当时是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的铃木正夫参加了工作,于是《郁达夫研究资料》就成为东京大学的东洋学文献丛刊第五辑,于1969年10月以单行本形式正式出版,这就传到中国。但当时大陆只有个别大学、郁达夫家属和极少数人收藏此书,而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文学界则引起热烈的反响。为了继续搜集郁达夫晚期作品并考察其死因,铃木于1971年前往新加坡和印尼郁达夫流亡地区,历时一年多,采访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人物,搜集了海外作品和资料,于1973年和1974年陆续出版了《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二册。这三本书近十余年来已成为海内外研究郁达夫特别是研究他的晚期的主要资料。

    这期间在海外,特别是香港和台北,对于郁达夫之死有不少传说,除了说被日本宪兵队杀害,还有的说是被中国人或被印尼共产党暗杀。甚至到了1988年还有人写文章刊于香港《大成》杂志,说他到过印尼旅行,听苏门答腊棉兰的华侨说,郁达夫是被王任叔出卖因而致死的,当然更是无稽之谈。

    铃木正夫去过印尼之后,根据他访谈所得线索,继续在日本各地查访了许多当时去过印尼的日本宪兵队员等有关的人。开始时,他抱着怀疑态度,而且作为一个日本国民,自然带着否定郁达夫是被日宪兵队杀死的希望去做调查的,但结果是:事实恰恰与希望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的队长尚在人世,只是畏罪而隐居乡间,由于参加执行的宪兵家属提供的线索,铃木才找到他,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允不告发不追究罪行,只是为了有责任向世界公布郁达夫之死的事实真相。终于弄清楚,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后,诱他去东京、上海而被严词拒绝,正待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置,这时日本宣告全面投降,当地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毒手,8月29日晚派四名宪兵,找一名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来,开车到附近荒野,用极残酷的手段把他活活掐死。1985年9月铃木应中国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出席在浙江富阳郁达夫故乡举行的大会,第一次公开发表郁达夫确为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的证据确凿的报告。至此,经过四十年之后,郁达夫之死才真正大白于天下,可以盖棺论定了。

    郁达夫的晚期,是不断的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从作家到战士的突变。他仍然是那个写《沉论》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贬抑、孤寂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还要忍受着战友的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创造社出版重担的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郁达夫。

    但是到了晚期确实起了变化,除了从他上述的作品和行为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之外,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1940年2月21日《悼月色无曼陀》

    他如果能在五十岁的壮年,活着回到祖国,他会以海外这段生活经历、更深沉的思想、传奇性的故事、可爱的和可恨的人物,写出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

    他还会循着那“必然的趋势”,以增大了的更广阔的情感,以愤世忧国的责任心,写出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评论?

    作为一代作家的郁达夫,已经留下大量的多样的涉及面极为广泛的作品,而他的写作生涯不过二十年。他殉难时只有四十九岁。如果能活到七十岁,他还能再写作二十年,还会留下更多更多……

    然而,什么都不能够了。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的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胡愈之先生四十多年前写下的这一大遗憾,也将成为世世代代郁达夫读者的遗憾。

    ①  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