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力访谈

　　采访人：戚明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2日

　　Q：您是因为什么机缘去了西藏？

　　A：1973年进藏，为筹备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成就展，跟随民族宫的杨老师来西藏展览馆工作，杨老师是总体设计，我做插图等工作。去之前对西藏的了解，无非就是从《民族画报》、电影、才旦卓玛的歌声、新闻纪录片这些渠道，这些很不成系统的印象，就让我义无反顾地来了，来了以后又义无反顾地留下了。

　　第二次去西藏是为美院毕业创作，画了《邦锦美朵》。那时研究生上两年，我在北京呆了一年，发现自己怎么没有感觉了，我在北京没有在西藏那种亢奋、冲动那种感觉，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决定回西藏搞毕业创作。我在西藏的时候，翻《民间文学》，看到这个青海藏族的故事，觉得挺有画面感的，挺民间的，另外也比较不时髦，就是善啊、美啊、丑啊，就是劝善的、民间的。

　　Q：西藏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A：如果让我归纳，我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大概分了三个阶段。

　　1973年到80年代初，包括从美院又回到西藏，当时我的水平各方面都有限，那时国家舆论也都很一致，就是无条件地深入生活，画大量的速写、素描。这是第一个十年。这十年就是沉下去的、在生活中遨游着、比较深入地接触藏族群众、当代老百姓。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还是以毛主席文艺座谈会那种思想作为主要指引，那么第二个十年国家政策比较宽松和多元，经过研究生学习，我是比较自觉的、沉潜到西藏传统文化的层面里。我当时在西藏美协做秘书长，有意识的补课、充电，向西藏传统文化去探究、学习、发掘、整理、研究，然后就汲取、跟自己的创作有关联。第二个十年也比较清楚我今后要走的路、要追求的艺术样式。第二个十年也有机会到法国办展览，眼界相对也开阔一些。第二个十年就好像有两张皮，一是过去学的绘画基础，还包括审美文化、历史文化、内地的宗教文化，二是西藏文化。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两张皮弥合到一张皮上。弥合的好就顺眼一点，缝隙让人家看不到，段落比较自然，不成功呢就生硬、自己也不满意。第二个十年对我来说是关键的，那个时候40岁上下，人的精力各个方面，就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第三个阶段，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把第二个十年的规划、设计更完善化。作为自己来讲，希望能从里面提炼出、抽离出一些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性的东西、标志性的东西。

　　Q：这三个阶段对西藏、对藏族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A：我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异族、异地的这么一个人，我对藏民族的评价是很高的、正面的、积极的。我有我的理由，这不是三言两语、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得到帮助那种临时性的、观感性的，而是在这里生活。过去说我们扎根西藏，但其实我们是编织到西藏这张网中，抽都抽不出来。这里面有情感上的、文化归属上的、文化认同上的、还有被接纳和接纳，共同点会更多一些。

　　《邦锦梅朵》《猎人占布》是跟西藏文化的一种对接，从西藏文化这条江里开始舀水了，兑入自己的碗里。1983年回到西藏，1984年文联给我派任务，二十年献礼，我就说我带队在全藏区考察藏族民间雕刻，文联老张书记都很支持，我就和一些藏族年轻人到阿里等地，雕刻的范围太大了，包括民间雕刻、寺院雕刻、金银铜雕刻。后来陆陆续续对民间艺术、传统艺术（比如金铜佛）接触的越来越多，有一些心得，但是作为画家来讲，一定要和你这张纸、和你这张布有关联，我觉得这种收获才是实在的。我的目标不是简单承袭西藏传统绘画，我希望这里面还是有我对人生、对当代、对我们触摸不到的中国历史和西藏历史的一些畅想、一些思索，这样的作品如果完全没有哲学、宗教的铺垫是没有看头的。

　　Q：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背景的画家表现西藏的异同？

　　A：民族因素对绘画的影响不是必然的。相反，每个人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反而起更大的作用，比如藏族同志，有的是在民族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或者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学画的、开始悟道的，有的是没有读过书的、自悟型的藏族画家、本土的、没有走出过大山的，这种差距是明显的。反过来讲也有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汉族画家，也有我这样几十年前来的这种外来户。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他的教育背景。比如我们有些藏族油画家都有内地受教育背景。他们虽然是藏族，但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藏族文化的敏感度不如外来户。他可能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有一定的审美疲劳。但是，我就举我的例子，我第一次到萨迦寺、第一次到白居寺的时候，我看到巨大的曼陀罗墙、巨大的曼陀罗殿，我真的很震撼，震撼的结果就是老想把它游移到自己的创作中，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种载体，老想装入自己的感受，86、87年我就开始画我自己的曼陀罗系列。

　　Q：怎样看待内地画家到西藏采风和创作？

　　A：就拿我刚才说的，藏族画家有审美疲劳，我们和他们比起来也存在审美疲劳，我们不激动的地方，我们看似寻常的地方，这些外面的画家他们的敏感度、新鲜度要强烈得多、强化得多。艾轩是拿藏族形象、藏族小女孩作为载体，反复的出现在窗前、雪后、屋里屋外，他的画我个人觉得和西藏的现实、现实的西藏关联不大，更多的是他借用这种外壳、再加上怀斯那种很细腻的语言、手段，来表达他自己的一种很细腻的情感，很多情感，准确讲不是藏族人能够有的、更不是藏族小孩有的。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对我们国家当时的思想环境刚刚透出一丝春的气息、春的温度，他有报春鸟的先知先觉的思想敏感度，艺术上也很淳朴，他不追求简单的外表，追求造型本身传达出来的民族气息、生活气息。他的作品是文化意义上的报春鸟，是时代需要，也是艺术家自己内心一种张扬、标识、呐喊，一种情感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