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访谈

　　采访人：韩劲松 

　　录音整理：王洋星月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3日

　　Q：您很小就离开陕西到南京，在读苏天赐先生研究生的时候有没有受过苏先生影响？

　　A：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画风跟苏先生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苏先生确实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教我时就说一定要到美术史中间去找到你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首先尊重自己生命体验这个前提下，到美术史而不是在社会的一种需求中间去寻觅自己的生存之路，要返回美术史。

　　Q：好的艺术家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同时要有对中西方美术史打通的眼光和胸襟这点特别重要。五六十年代，也有一批艺术家走向西部，表现西部，那么您觉得您在80年代的创作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A：这个我倒没有认真思考过，但是我可以讲一些自己原创性的一些感觉。因为我去西北黄土高原一方面是追寻我儿时的记忆，那个时候爬树啊，摘杏子啊，闹啊，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作为一个大学生，再去的时候呢感觉当然就很淡了，我看到的是当地人民非常朴实的甚至有点贫困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的那些农民、百姓却体现出一种非常好的品质。第一个乐观，非常的达观，笑声朗朗；第二个就是说，对土地的那种热爱。我经常默默地观察，他们怎么样去上工，怎么样去午休或者是吃饭，然后下工是怎么样，即人和大地的关系。还有呢就是，那些人特别善良，那里人对你的一种敞开，一种毫无保留的款待，好客、热情，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写生之前，我们在1978年79年已受到一些西方文学、哲学的熏染，这个可能是跟五十年代追寻西北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了，完全是一种从人性本身，从一种土地与人的关系，甚至一种哲学角度去看待这个外部世界。比如说，我就不会画人老在笑，都是欢乐生活，都是节庆和跳舞，这个都是人们生活非主要的部分，真正是日复一日平常的生活，是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把粮食一颗一颗地收上来的过程。所以80年代初去画的时候已经摆脱了一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是从人的本性和一种感受去感觉这些东西，再去表达，而且在这种表达中间如今回望过去就会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悲剧色彩，很庄严，很崇高。尽管它很贫困，大地都是很吝啬的，但它恰恰与人呈现出一种张力关系，能够体现出一种人的意志，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引导我后来往一种中华民族的本源，也就是他们怎么迁徙过来的方面，就是民族迁徙史的方面去进行研究的一个切入口。

　　Q：您刚才谈到西北人在土地上劳作给您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有一批画家也是这样去感受去表现，但是表现出来很多还是流于一种生活化的东西，总感觉缺少您这种深厚的东西，这种悲剧性的东西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A：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长期在我内心纠缠的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迷惑，有时候也能够眼前豁然一亮，这么多年呢我的大致感受要总结起来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善于从表面的荒芜中间看到内在的生命力，找这对矛盾。因为我画得景物和山，我很少去画过多的植被，不是西北没有植被，郁郁葱葱的，它也有一小块，很小的一块，但是大多数地方，更本质的部分是一种敞露的，暴露的，它的山就像人一样，把自己的筋肉和胸膛敞露出来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形成悲剧性力量的一个因素；第二的因素就是肌理，绘画我认为肌理非常重要，因为我为了体会西北的肌理曾经背着包穿越过很多地方，就是徒步，走得很深入。这个非常重要，人都很疲惫，或者是有的地方会受伤，很饿，就是肉体上会遭到很大的折磨，但如果不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就很难体会到西北那种本质的东西。它本质上是有一种悲剧性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好养活人，天高地荒，不是像江南的那种鱼米之乡，那个地方获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劳动的，而这个大地上的肌理正是这种自然地理和气候的一种造物。这不得不牵涉到我过去花了十几二十年所研究的西北的气候。这一切都是由青藏高原所造成的。因为青藏高原隆起后，它就会造成亚洲腹地这些异常的，与别的大陆不一样的气候。所谓的大陆性气候，寒暑特别严明，而且有很多沙漠，极度缺水，对人的生活就非常不利，所以它最终的一种特征就是沙漠很多。沙漠是怎么造成的，是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地球物理学家保罗，是非常有名的，他就研究中国的黄土高原是怎么形成的。中国的黄土高原是冰河时期形成的，柴达木盆地的基岩，就是原来形成山脉，由强风迫使它们变成了泥岩，变成了颗粒，然后运送到黄土高原。那个时候异常的寒冷，风的作用要比我们现在估计的强100倍以上，就是这种粉碎性的东西形成了黄土高原。在这个过程中间，造成了中国整个的西部是一个人不容易存活的环境，是很不利的环境。后来气候转暖或者是有些局部的地区适合于人的生存，那是后来的事，即使到后来到现在你要上青藏高原，还是和中原、南方有很大差别。

　　国际上分子人类学研究人类的起源和种族的变迁，基本搞清楚了中国人都是从东南亚迁徙过来的。专家推断大概50000年前左右，从东南滞留的那些从地中海和东非大裂谷迁徙来的杂七杂八的人种在东南亚这一代聚集，然后有一支厉害的毅然北上。因为北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越过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怒江峡谷那一带，像秘鲁雪山、高黎贡山，哪一个都不好越过，但是他们就越过了，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是先羌，先羌在8000年前进行了分化，分化出藏民语系，藏族的这一支。还有些就是云贵一代的少数民族这一支，他们又返回了深山。先羌的基因突变点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氏族在8000年前和先羌是一支，然后分裂了，有一支就是去了青藏高原区生活了，他们的体型啊，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整个都变化了。还有一支就是我们黄帝氏族的祖先，就是进入了岷江流域，然后顺着岷江一直向东迁徙，到河套地区。那有一个萨拉乌苏人的遗址，距今大概有七八千年，当然也有从珠江口一带，从东南沿海一带上来的人，但不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我不是人类学家，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对我研究中华民族先民的气质以及他们迁徙过来的线路和这个山水的关系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对西部进行文化挖掘的时候还应该要把思维伸得更远，要把眼光放得更遥远，要更加有一种人类和世界的胸怀，就是不要就读一点点很近的历史。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要登上舞台说出铿锵的语言，那思考的层面一定就要高，不能低，低了之后人家就把你看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很小气的。

　　Q：我原来读您写的文章也读到，西北作为精神母土的这种文化质地，您从中好像看到的不只是现成的可见的东西，更有超越性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它能穿越这个历史。您的文字里也提到，当您面对那西北的黄土大地的时候，马上心里就会涌起了一个怀古的情怀，思维就会穿越很远很远，这可能会赋予画面很深厚的意义。

　　A：是，所以就有了一种要穿越历史时空的强烈的愿望，那么在绘画的时候就不会满足于对于现实的描摹或者根据照片。

　　Q：您对我们在这个时候举办走向西部主题展有什么期望么？

　　A：我认为西部在中国在当下已经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前我们感觉到好像西部不是我们的，解放西藏啊，或者是都是异域的少数民族在住着，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西部就是中华民族的来路，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条生命之路，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历史和图片的历史，它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铁灰之下，当今学者型的艺术家的首要使命之一就是要把这些珍贵的信息从历史的尘埃中间拖拽出来，让它彰显，让它被照亮，让它焕发出价值。它证明了中华民族在古代的人类迁徙史中是一支值得骄傲的部族，不能越过云贵高原的和青藏高原的都被淘汰了，都死掉了，只有一小部分走出来，从崇山峻岭中间走出来，到达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