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8-1983)是蜚声中外的中国画大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在继承中国优秀书法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大千体”书法(下称“大千体”)。这是张大千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创新和贡献。现在尽管提出了“大千体”命题或概念,但它是怎样形成的还缺乏认真探讨。因此专题讨论张大千“大千体”及形成是很有必要的,这对进一步推进“张大千学”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我们探讨张大千“大千体”的形成,需要认识他的学书历程。张大千自幼受书画之乡———内江家乡浓厚的书画氛围熏陶和家庭书画艺术传统的影响而好书画。他幼年随母亲和姐姐学画的同时,也随精苏体书法的四哥张文修习字,更得到擅画和欧体书法的二哥张善子指点,学习家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和“草书”,他在十岁时的大年三十,就书写春联卖字,比他幼年卖画时间更早。　　 

　　我们能够看见的张大千二十岁以前的书法是1918年在日本为二哥张善子刻的双面印边款。1919年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严格系统地“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并且有二师的书法风格。在资中县文管所珍藏有张大千“己未(1919年)秋九月重九前夕”书写的“踵羲皇而齐泰,体虚静以储神”对联,应是保存最早的张大千纸质书法作品,杨诗云的《张大千书法集》都未收录。同时,受二师的影响,张大千在绘画方面也得到发展。随着模仿石涛、八大等明、清画家作品的需要,他又学习他们的书法,并由明清上溯宋元直至隋唐以前。所以,张大千向二师学习书法是从古而近的路径,而学画需要学习书法又是由近至古的道路,形成了覆盖对历代书法的学习,涉及了碑学和帖学。到上世纪(下同)三十年代中期,张大千初步具备自己的书法特点,逐步完善形成了“大千体”。

　　张大千学习书法对其绘画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他到上海拜师专门学习书法,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家庭的影响,学好写字或书法比学习绘画更重要,而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和“全国文化人才最多最为密集的城市”,还是海派绘画发源地与书画艺术品的重要市场,当时曾熙、李瑞清在上海的名气大,都是清代的进士,不仅字写得好,而且是教育家。特别是李瑞清在当时扬碑抑帖的形势下,力主碑帖并重,并纳碑入帖,他的教育方法高明,对张大千有更大的裨益。从张大千以后的发展和成就看,学习书法对其绘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的“书画同源”观念的影响。在学习书法的同时,也是学习绘画,书画互通。二师就强调“书画同源”,既擅书法也能绘画,“每以画法通之书法,诏门人子弟”。张大千在“静听老师与朋友们谈书画理论,就等于在授课”而学习书法理论的同时,更学习书法技法,李瑞清“教授张爰临写汉魏佳拓片、碑板,并嘱咐用双钩,否则,就不知道转折的微妙处;继而让张爰集字为联语(集拓、碑中字为书联),向他指出,不如此,就不能懂得整体结构的秘奥”,使他掌握了学习

　　书法的科学方法和重要技巧,练就了临摹和双钩的过硬基本工夫。张大千说作为一个绘画专业者,“不能只学‘文人画’的墨戏,而要学‘画家之画’,打下各方面的扎实功。首先须具有书法功力,才善于掌握骨法用笔,这是中国画特有的基础”。

　　第二是学习书法对题好画款至关重要。中国画要求在作品中融入诗、书而达到诗、书、画“三绝”。张大千认为“如果希望成为一个中国画画家,诗、书、画务必样样精到才行”。还说“吾画一落笔可成,而题署必穷神尽气为之,如题不称,则画毁矣,故必先工书也”。同时,学习书法还体现在临摹和仿造绘画的题署需要上,才能使临、仿“乱真”。1930年时陆丹林就撰文称赞张大千仿作石涛,“画与真迹一样”,题字“也无不弄到丝毫逼肖”。

　　第三是学习书法的理念帮助学习绘画的理念形成。张大千在学习书法过程中,将一些理念借鉴到了绘画上。二师“为碑派书风在清末民初的巨擘”,碑派书风“是随着清代金石学的进展而将书法传统追溯到王羲之以前的一个新兴艺术流派”,“而张大千独具的历史眼光以及他从碑学书法中借鉴而来的以古开今的艺术手腕,使现代中国画找回色彩的工作将关注的目光推向了中国历史上最

　　光辉灿烂的汉唐时代艺术”,张大千通过从古至近的顺序学习书法的理念,启迪了他的绘画也要溯源远追隋唐以前理念的形成。可以说张大千先在上海拜名师先学书法是非常高明的选择,“在上海拜曾、李二师,是大千一生艺术事业重要的起步和转折点”[10]。张大千以后被纳入第二代海派重要书画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张大千对自己的书法是满意与自信的。从1924年春曾熙题写的《季蝯书画例言》里,说明张大千在卖画的同时也鬻书了。研究张大千“大千体”除其书法作品外,必须同时研究其绘画作品上的题字,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其书法轨迹和“大千体”特点。他的绘画作品几乎都有题款,有的同幅作品多次题款,还喜欢题长款,这在历代书画家中是不多见的。张大千的“大千体”在其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题款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使书和诗、画得到了完美统一。（节选《试析张大千“大千体”书法的形成》 作者：叶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