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青

　　不管我们多不情愿，文化与文艺总是随着文明的总体趋势而动荡，不断地交汇和冲撞，像是在测试中华文明的兼容性和深度。

　　自1840年代以来，在惨烈的巨变中，历史记忆伴随历史内容构成了艺术家创作的精神背景。由于这种内容实时更新的交融与互动，中国的油画家们看似处在双重的精神场域，即东方与西方之中。但是由于这两个场域在现实世界的频密交互，在我们意识之中的交叠与渗透，势必演化成个人思想史的层级目录，逐步变成在实践中发挥隐秘作用的修养和思想资源。

　　笼统地说，油画作为发源于西方的媒介，是和大量精神表达成果长在一起的文明的产物，它在照耀的同时也笼罩我们。中国油画家要想发出自己的光芒，必然要从笼罩中突围，去照亮该照耀的事物。细节化地看，即使多重要的画家，也不过是一方面丰富了这个传统媒介的表达力，另外是把自己独到的世界观通过媒介视觉化。因此，在突围之场不仅有冲突有融汇，有吸纳有扬弃，也有生机与消陨造成的张力。归根结底，油画对于社会的功效，是让这种有特殊魅力的文，去化育人心，为文明增添优美的内涵。从这个立场来看，今天油画家们的任务应该不光是对他人成果泛泛的仰慕和追随，而是用已经溶解到身心的能力来展示自己思想的光泽。

　　假如我们严苛地研判，中国油画还欠缺文化自觉性。如果从赞赏的角度，我们会看到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艰辛和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