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劲松（中国美术馆）
一、王悦之研究活动梗概
王悦之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开拓者，20世纪早期中国西画运动的先驱。王悦之生于1894年，殁于1937年，在其生年曾致力于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为其赢来很高声誉。王悦之去世后由于中国社会屡经战乱和动荡，作品只能深藏家中，加上故人离散，王悦之由生前在美术界深具影响力的人物逐渐变成一个陌生的名字，一度被人们从记忆中淡忘。
直到1979年《北京文艺》上发表王悦之之子刘艺撰写的报告文学《弃民图》，王悦之才引起美术界注意，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首先，刘艺与《美术》杂志取得联系，通过该杂志又与旅美台湾美术史家谢里法取得联系，于1982年底，同时在北京《美术》和台北《雄狮美术》发表王悦之的代表作品与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在馆长刘开渠的主持下，决定收藏王悦之的作品。刘开渠是王悦之1922年时的学生，对启蒙老师的作品十分珍重，坚持全部作品由国家收藏。王悦之遗属也深明由国家收藏之重要性，遂将41幅油画和水彩画，全部无偿捐赠中国美术馆。捐赠的作品因年代久远，状况不佳，加上美术馆条件所限一直未能陈列展示。1985年在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曾是王悦之学生邵宇的支持帮助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悦之（刘锦堂）画集》。从此，重要的美术图书均收入王悦之的代表作品、辞条和评介。
1994年刘锦堂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美术馆与台北中国时报基金会达成协议：中国美术馆所藏刘锦堂全部作品，借给中国时报基金会，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此展于1994年8月5日开幕，到10月15日闭幕，历时70天，期间出版了《刘锦堂百年纪念展作品集》和《刘锦堂护照》二书。展览在台湾产生很大反响，每日观众络绎不绝，报刊评论不断。以此为契机，带动了王悦之研究进入新阶段。赴台展品回京后，中国美术馆于当年12月也将全部作品陈列于中央圆厅，长达66天，并组织召开了王悦之学术座谈会，使大陆美术界及爱好者对刘锦堂的成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99年，王悦之诞辰105周年，他的家乡台中市的台湾美术馆于8月17日举办了“刘锦堂生平与艺术成就研讨会”，邀请王悦之子女五人及台湾评论家萧琼瑞、林惺岳、王秀雄、倪再沁等先生出席。刘艺在会上发表了“刘锦堂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的论文，各位专家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研究论文，相互探讨，并回答听众的提问，会后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收入对刘锦堂的研究成果与资料数篇。这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王悦之艺术研究的水平。
但是台湾的研究热忱并没有影响到大陆，真正拥有几乎全部王悦之作品的中国美术馆并没有投注比1995年王悦之学术座谈会更多的学术关注。
二、台湾王悦之研究现状和角度
台湾对王悦之的研究起始于1955年，1955年《台北文物》季刊第三卷第四期“美术运动专号”发表王白渊的文章《台湾美术运动史》，王白渊（1902年—1965年），1926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曾到大陆美专执教，后投身国民革命。在第一章“美术的先驱者”中有对刘锦堂的专门论述。文中写道：“最先到日本学美术者为刘锦堂，刘氏系台中市人，于民国初年进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后一直没有回台，后来到祖国大陆去，改名为王悦之，在北平经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自己任校长，光复前在该地逝世。他和台湾美术界，可说没有发生过关系，但亦是台湾美术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作品在台湾很少看见，光复后他的未亡人拖工艺家褚小石带来二幅油绘，请当时台北市长游弥坚介绍给台湾美术界，后来在台湾省博览会之美术馆回顾室展出，虽是小品，亦可看出其艺术之一斑。据我所看，他的艺术虽有素质与天分，但和其他先驱者一样，乃在未完成中终其一生。他的油绘枯淡素朴，带有南画的风趣，在北方艺术界颇有声誉。”此文肯定了王悦之是为台湾第一个留日画家，虽没参与台湾美术运动，但是台湾美术先驱，对其一生行止简略叙述颇为允当。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王悦之艺术的评价，认为其艺术尚未完成，而其参考的标准则是日本美术标准。同时，从他称呼刘锦堂来看，代表了台湾研究者通用称谓，即台湾研究者从此始惯用刘锦堂，而大陆研究者均以王悦之相称。
王白渊的研究后来被台湾美术史家谢里法应用到其著《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一书，但无更多补充。1982年，机缘巧合，谢里法经朋友引介联系到王悦之三子刘艺，从刘艺那里获得珍贵材料，第一个开始对王悦之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1982年，台湾《雄狮美术》第11期发表其代表论文《从抗战前第一幅抗日油画“弃民图”谈台湾最早的留日画家刘锦堂及其生平》，从缘起、被“遗”“弃”的画像、《弃民图》是怎么画成的、改名王悦之、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西湖美院时代、抗日美术的先锋、先驱者之死八个方面，对王悦之生平艺术做了回顾和梳理。这是台湾第一篇研究、介绍王悦之较为充分和完整的文章。文中有两点见解值得肯定：一是在比较了此后蒋兆和创作的的《流民图》、司徒乔的《义民图》后，提出作于1934年的《弃民图》可视为中国第一幅抗日油画的观点。第二，文章比较了北平、上海、台湾三地当时的文化环境，文章认为台湾当时的西画家只以入“帝展”“台展”为尚，就是总把有没有入选“帝展”“台展”看作画家成功与否的标志。大陆西画家则以革新思潮为要，思考着如何融合中西的问题。认为王悦之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北方能够执一教席，并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其社会责任和地位是同时期台湾画家所不能企及的，但反过来也影响了王悦之艺术探索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说法与当年徐悲鸿在《王悦之画展》一文中言及“吾昔虽识王先生，以为其善办学而已，不谓其才致为办学牺牲大半也，诚可惜也。”颇为相似，认为如果不为办学分神，其绘画成就应该更大。
1994年，《中国时报》联合中国美术馆，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了王悦之百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对尘封已久、毁损颇巨的王悦之画作进行了修复、装裱、装框，并由刘艺协助提供资料图片一并展出。这是作品在王悦之去世五57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展出，在台湾美术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尤其是主办方将王悦之百年纪念展与陈澄波百年纪念展同时推出，掀起岛内对两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台湾美术先驱认识和研究的热潮，使王悦之艺术第一次进入台湾公众的视野。《中国时报》在“为苦难时代作见证的两位台湾画家”大题下，分别以“被美术史遗漏的台湾遗民 刘锦堂”和“第一位敲开日本美术大展的台湾画家 陈澄波”为副题进行全版面宣传，对展览盛况进行连续报道，并推出“刘锦堂、陈澄波百年纪念展专刊”。专刊先后发表了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黄光男的《百年对画 百年省思》、李敏勇的《台湾美术史上的飘零之魂》、林惺岳的《台湾遗民归来兮》、蒋勋的《悲情双生子 映照百年史》。另有两期《中国时报》专版报道王悦之艺术作品修护情况的文章《谁怜好画自凋零》《刘锦堂部分作品北京保存台湾修护》。
从台湾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共同点是都把王悦之与台湾美术的百年历程相联系来思考和确认王悦之在台湾美术史上的地位，或者王悦之之于台湾美术的意义。台湾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王悦之是生于台湾，留学日本，但毕业后选择了到大陆发展事业，无论是美术教育还是创作他都深度介入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之中，他在美术运动上的耕耘与贡献应该属于中国大陆，该怎样认识王悦之与台湾美术发展的关系？台湾研究者更愿意从台湾籍民的身份这一点切入研究。就是说这种身份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王悦之的个人命运？这种个人命运又是如何超越个体意义成为时代的共性？王悦之出生三个月之后台湾即割让给日本，一开始就生活在异族政权的文化统治之下的他必然感受到悲愤不平之气，在民族与文化认同上，王悦之的台湾籍，使他既身为日本国民又同时身为中国人的双重身份。当他自1920年拜王法勤为义父，改名王悦之并改籍贯为河北高阳起，王悦之就决意断绝台湾籍民之痛，试图以纯粹中国人的身份融入中国社会。王悦之对外称自己是福建人，但在私立京华美专分校风潮中，他被恶意攻讦的事件，显示了他寻求祖国认同遭遇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再次成为一个游子，一个“北漂”寻求精神慰藉的原乡，这种怀乡思亲之情，在他的诗文和画作中屡屡得到吟咏，复以台湾遗民自况。《台湾遗民图》正是以三个现代女子形象委婉表达了处于民族、国家、文化的多重情感交织下对尊严、独立与自由的深情祈望。在研究者眼里王悦之的人生艺术抉择就是台湾一代人共同的宿命。1894年出生的王悦之与前后出生的陈澄波、张秋海等作为台湾第一代接触并进行西洋美术创作的先驱，几乎都经历了台湾——日本——中国这样一个曲折的文化认同过程，他们艰难追寻的心路历程深刻昭示出历史的悲情。其积极意义正如蒋勋所言：“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虽然造成了台湾知识分子至今不能泯灭的认同上的伤痛，但是，正因为痛定思痛，才开始了台湾美术的独立思考，也开始了台湾美术步入近代的契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包括黄光男、蒋勋、李敏勇等台湾研究者都一致把对王悦之艺术生平的研究看作台湾近代美术历史自我反思的机会。“台湾在追寻近代文化发展，追寻自我历史发展的课题中，像刘锦堂这样的台湾人美术家，他们从台湾而日本而中国，最后客死异地或因缘际会成为漂泊之魂的研究和探求也应该被重视”（李敏勇）。
此期引人瞩目的还有台湾学者周亚丽的研究专论《祖国认同与台湾关怀——刘锦堂的“台湾遗民图”》，此文认为《台湾遗民图》透过中西画法的结合、宗教图像原型与新女性符号的挪用和组合，以隐晦方式婉转表达了刘锦堂对祖国的认同、对民族的解放与救赎，以及对台湾原乡的关怀。《台湾遗民图》弥补了台湾第一代现代画家对历史与时代反省缺席的遗憾。
在这些研究中，林惺岳则跳出身份认同的框架，总结出王悦之艺术的两个特点：其一，刘锦堂能够在大陆落地生根，以中国文化主体作为创作思考的主轴，不盲目跟随西潮，而致力于将西方绘画中国化；其二，刘锦堂能以油画表现生活的深刻体验，进而扣紧了时代脉搏。在这两点上，王悦之足堪称为当时大陆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
1999年8月，台湾美术馆为配合本馆“台湾美术发展常设展”，策划了“台湾美术史探研”系列研讨会，以台湾第一代西画家的创作生涯为主题，通过论文发表、座谈讨论、口述历史的方式汇整学界研究成果，呈现台湾美术史研究脉络。系列研讨会以“刘锦堂生平与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开场，并同时举办刘锦堂油画作品《香园》由大陆回台典藏的首次发表会。活动受到各方面关注，《中国时报》《台湾日报》《自由时报》《联合报》《台湾新闻报》等台湾各大媒体相继进行了报道。此次是为王悦之在台湾的第二轮大规模的学术活动。
研讨会包含了三场专题演讲和一场座谈，除刘艺发表了《刘锦堂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文章外，台湾美术史家萧琼瑞和林惺岳分别以《王悦之与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从“中西融合”角度所作的观察》《一位来自台湾的唐山人——略论刘锦堂的生平及艺术》为题，从艺术、社会、创作脉络来剖析刘锦堂的生平与艺术及其历史价值和历史定位。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就刘锦堂创作生涯转折所体现的心理、性格、政治、社会等因素以及王悦之对两岸艺术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萧琼瑞在本次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一反台湾学者的研究视角，直接论述王悦之在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中的成就、意义及贡献，可谓是台湾第一篇使用“王悦之”之名命题的文章。文章对王悦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风格和图像学的描述与分析，对王悦之中西融合的创作实践作了历史的梳理，认为王悦之的现实主义的浪漫情怀立基于真实情感，融合中西画法于无形的创造超越了那个时代，应为民初中国美术现代演进历程中的重要而闪光的一页。萧琼瑞的分析来源于作者对王悦之艺术的敏感，眼光独到。他认为王悦之艺术基于个人真实的经验与情感，只求真切情深的表现，不必寻求西方画坛的认同，因此不夸张、不造作而能动人心弦。但涉及《亡命日记图》的描述有误，因原作实际为一整幅而非双拼，是画作后来受损，不得已分开，以致造成误解。林惺岳的文章以台北、东京、上海，大江南北，多事之秋，无奈的浪子生涯四章来总结王悦之一生。文中对王悦之生活时代的整体考察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地缘文化的变迁背景，具有开阔的历史时空思维。
三、大陆王悦之研究
大陆王悦之研究由刘艺开启先河。刘艺是王悦之第三子，原名王平，出生于北京，擅长书法，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刘艺在父亲去世时刚满6岁，对父亲尚没有太多记忆，在母亲郭淑敏故去后承担起先父王悦之遗作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刘艺最早研究从1979年第7期《北京文艺》发表报告文学《弃民图》开始，数年来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对王悦之艺术的研究文章多篇，如：1982年第12期《美术》发表《刘锦堂（王悦之）年表初稿》、1985年为《王悦之画集》撰写《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1993年第4期《雄狮美术》发表《特立独行的美术先驱——记台湾第一位留日油画家王悦之的艺术道路》、1995年第5期《中国美协美术家通讯》发表《王悦之（刘锦堂）作品略考》、1995年第7期《美术》发表《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第二稿）、《台湾美术》第12卷第2期发表《刘锦堂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等。
仅从以上刘艺发表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年表是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结果。就笔者见到的材料显示，王悦之在1982年《美术》杂志公开发表的年表底本是一份毛笔手书的刘锦堂（王悦之）年表，此年表参考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艺术科职业学校编写，和平印书局印行的《王悦之先生传略》。《王悦之先生传略》是目前能够见到极为难得的最原始的王悦之生平资料，可惜缺页，所幸又从别处补损，基本成全。因为作《美术》年表时正逢捐赠王悦之作品，不免匆促，有一些小的不确切之处，不过后来都在研究中都得到订正。依靠年表建立起的框架，刘艺又通过面访或信访先父朋友、学生，查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资料，搜求寻访活动踪迹，一步步充实材料，使得历史上的许多关键人物和事件真实可考，相互印证。比如对王悦之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铃木亚夫、田中繁吉等两位同学的信访回忆材料，弥补了东京留学时期的史料空白。对王子云的信访，厘清了王悦之参与北京最早西画团体“阿波罗学会”的一些史实，等等。凭借这些资料，王悦之的艺术活动和生命才情才从历史深处一点点浮现，才有了《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概括了王悦之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对王悦之的创作进行了分期，即北京时期、杭州时期、北平时期，分析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和面貌，并对王悦之立轴装裱、绢本油画、黑色的使用等独特的油画民族化的创造给予积极评价，肯定了王悦之艺术中的现世关怀价值。《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代表了刘艺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目前研究王悦之的最重要文献。
刘艺是作为王悦之之子进入研究，也是作为一名史家在研究，不能轻易地认为他的研究仅仅是基础工作或者为父亲尽责。从刘艺的文章中丝毫看不出他对自己的父亲有溢美之词、主观夸大。很小的细节都经过认真求证，没有把握和依据的决不妄断，体现出史家严谨求真的修养和风范。另外他的文章之所以为两岸研究者乐于援引和使用，除了真实之外，还因为文笔好，记叙历史自然朴实，考证材料明白清晰。正是通过分享刘艺的研究成果，才打开了两岸王悦之研究的局面。
除刘艺的研究外，大陆研究者最早的应该是吴步乃。1982年王悦之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同时期，吴步乃以《美术》杂志副主编的身份在该刊发表《纪念台湾省籍画家刘锦堂（王悦之）先生逝世45周年》。这是可考的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官方刊物上首篇纪念王悦之文章。通过这篇文章，王悦之才为大陆美术界所认知。文章重点介绍了《弃民图》、《台湾遗民图》、《亡命日记图》三幅作品。它们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前期少有的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紧密反映现实的作品，是苦难时代下发出的不平之鸣，寄托了忧国之思。文章肯定了刘锦堂作为前辈画家、美术教育家的贡献，认为王悦之在人物画创作上深具功力，在油画民族化探索上取得一定成就，应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三幅作品的选择性介绍反映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美术界对于画家介绍及其作品的研究还多侧重于大众的、现实的、民族的立场，对于王悦之西湖时期偏于现代画风的创作未置可否。文章对王悦之艺术不拘于洋人成法，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画给中国人看的态度和做法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后学继承。
1995年3月，中国美术馆配合“王悦之百年纪念赴台汇报展”举办了“王悦之艺术座谈会”。美术界的邵大箴、杨力舟、闻立鹏、吴小昌、水天中、李树生、陈履生、陶咏白、刘曦林、贾方舟、郎绍君等专家学者及王悦之家属20余位与会，对王悦之艺术进行探讨。邵大箴认为王悦之具有多方面修养，在作品中都有鲜明体现。王悦之在中西结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作品十分自由，中国文人画的东西与西方现代艺术结合得很好，作品很有现代感。水天中发言认为王悦之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和时代精神。王悦之不是从理论出发或是概念出发去追求本土文化精神，而把文化很自然地作为人的感情规范、日常行为的规范去对待油画，处理从西方传来的形式、技艺、材料，不僵硬，很随意，态度了不起。邵大箴、水天中的观点较1982年吴步乃的观点有了新发展，就是两人都强调王悦之对现代造型观念的理解和掌握高出时代，中西融合自然。油画引进100年，中国油画要解决的依然是民族化的问题，王悦之则以他的实践走在时代的最前端。此次座谈会是大陆研究界一流研究学者的整体发声，都认为王悦之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提出了一些珍贵见解，却无人做更深层次的专题深入研究。大陆还有些研究者如刘新、陈瑞林等人在个人油画史写作中作为章节的片段提到王悦之，材料和观点没有更新进展，至今尚无专论。
四、王悦之研究新维度
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有王悦之研究的角度和特点，至今也基本形成了一个简略的轮廓。但是因为我们与王悦之的时代相去已经百年，有关文献史料大多湮灭无存。至今除了在江苏江阴“三刘”纪念馆仅存的一幅王悦之手书书法立轴《悼刘半农诗》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王悦之先生传略》中记录的《瑕瑜诗集》中的诗外，尚没有发现王悦之的其他言论或者文稿留下。王悦之当年的学生如刘开渠、邵宇、杨角、李瑞年等人都已作古，研究资料极其有限。相对而言，王悦之作品保存比较完整，就目前整理被发现的存世绘画作品有：中国美术馆藏刘艺捐赠油画19件、水彩22件（其中6件反面有画），台湾美术馆藏油画《香园》1件，台湾私人藏油画《玉泉山》《自画像》2件，东京艺大藏油画2件，江阴“三刘”纪念馆藏油画《刘半农像》1件、素描《刘天华拉琴背影》1件，家藏绢本水彩《郭淑灵像》1件，共计49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对作品的研究谱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其中应该包括作品形制材料（油画立轴装裱、绢本油画等）研究、绘画风格研究、作品图像学研究等。此类研究有2006年《中国收藏》发表的韩劲松的文章《谁动了王悦之的画——中国美术馆藏王悦之作品的几处考订》，分别对王悦之6张正反面水彩画、4幅绢本绘画（新近又发现一幅绢本水彩《郭淑灵像》）、41幅作品的修复做了准确考订，纠正了不少讹误之处。
2014年是王悦之研究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是王悦之诞辰120周年。中国美术馆组织专门研究力量，投入王悦之资料文献的整理工作，同时举办了“脉脉之思——王悦之艺术展”。工作小组在刘艺老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对迄今已发现的全部王悦之资料进行了分类、编目、整理、建档工作，包括佚失作品图片、生平图片、历史文书、刘艺研究手稿、书信、剪报、期刊、画册、实物等九类。这些经过整理的材料作为辅助展品第一次和作品一起展出，满足了观众了解王悦之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的愿望，使王悦之的历史形象更为立体和真实。依赖馆藏作品和掌握的一手资料，新的研究路向已然显现，并取得初步成果，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形制的研究，如王小丽的《王悦之作品之“变”》、李星的《王悦之“台湾遗民”印考》；其次是对王悦之生平交往的研究，如刘汉娥的《旧京友人帐——王悦之在北京、南京的交往》；还有对王悦之与同人创设的北京第一个西画社团的研究，如杜志东的《“阿博罗学会”始末考》。在此次王悦之资料整理、挖掘过程中首次发现尘封80年的王悦之本人拍摄留下的老玻璃版反转片，关于它的神秘猜测可见李浩然的《透过尘封——新发现王悦之旧藏作品照片探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