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对胡老的艺术虽有耳闻却没有机会拜读更多作品，借此难得的机会就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参观，并有幸参加了胡善馀油画艺术研讨会，直接受到胡老的教诲，对我的启发和收获是很大的。
面对着胡老这样大量的油画作品，使我受到强烈的感染，它像吹进画坛的一阵清风使人为之倾倒，为之陶醉！它是一般群众都能领略和理解真正的美，真正的艺术。它拓宽了我的眼界，是我发现了一片艺术新天地。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尽管胡老已80多岁，仍勤恳写生创作，展览中就有多幅是今年才完成的佳作，其表现仍是那么充满了青春活力，这在当前油画界老一辈中是极为罕见的。胡老出生于1909年，一半的生涯是在旧社会度过的，他以毕生精力面对祖国山河风物，不断的开掘出它的美，而这种美的表现又以他个人的感情表达为其内涵，给人一种真诚平易而深厚的感觉；由于各个历史时代作者的感受、体味不同，作品的情调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解放前的作品有一种忧伤低沉的气氛，而1949年以来的作品就充满了明朗乐观的气氛，尤其是“文革”之后的作品则更加自由奔放而热情洋溢。虽然他很少画情节性的人物画，然而不同时代在胡老感情上的印记却在对景写生中自然地凝结到作品之中，传达给人们各不相同的信息，并反映出不同时代原貌。
伴随着这一展览，适时的召开了“胡善馀油画艺术研讨会”，会场在上海文化会堂，到会的有这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包括上海美协、上海美术馆以及胡善馀长期任教的浙江美术学院和上海恺祺艺术交流促进社的代表，尤其是浙江美院的院长、油画家肖峰和大力促成这个展览的凯牌化工有限公司美籍华人企业家和艺术鉴赏家郭仲良先生也到会并参加讨论；还有大批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这一大型盛会的人士，如远自北京来的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美术评论家水天中和从南京艺术学院专程来沪的胡老最早的弟子，现已年届七旬的油画家苏天赐夫妇，以及上海与江浙一带的油画界人士，共100多人，使会场座无虚席。会上大家就胡善余的艺术成就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这在上海可说是盛况空前的。
这次讨论内容丰富，我身临其境，感到很有教益，极想介绍出来供大家作一简单的了解，故把讨论的问题归纳为几个方面叙述如下：
1、对胡善余油画艺术的分析和评价，这是大家谈得最多的一个题目：大家一致高度评价胡老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包括了风景、静物和人物（肖像与人体），尤以其静物与风景最为人称道；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发掘大自然中平凡的“美”，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大家认为他一生对景物写生不缀，但又不是以冷淡的态度记录现象，而是以意念去统率，似“不经意”却十分认真，正如苏天赐所言“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浸透着面对自然美色的喜悦之情和对艺术殿堂的虔敬。”他的画达到了物我交融这一艺术的最高境界，却又是平易近人为人们所能理解的。郭仲良的发言强调了这一方面：“他的每幅画都能与你交流，引出内心里种种感情……让观众完全融合到画中去，这是胡老作品的价值，是真正永久的艺术。”叶文熹的发言强调了胡老在油画色彩上的造诣，称他“不愧为当代的色彩大师。”应当把胡老的艺术成就“看作是我国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他对发展我国油画的贡献，终将得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马玉如的发言）胡老的艺术的确使人受到启发，引起画家深深的思考。徐君萱就深有体会地说：“胡老的艺术是写实的，来自于平凡的自然，但与纯粹的写实不同，他不为形所役。艺术的高下最终受制于画家的心灵，而一味的写实，则往往会限制了这种才能的发挥。”
2、胡善余油画中的明显的民族风格也是人们乐道的话题。胡老的油画自如地运用着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技法，却不是外国画派的翻版，而是充满了乡土气息，具有深刻的中国化的艺术“品味”。受过他教导的学生，从未听他谈过中国画或油画民族化的理论，但他却以自己几十年的实践走出了自己的民族化的路子，这是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又被大家一致公认的。苏天赐充分地表达了胡老这一艺术特点的根源：“一个东方人到了西方，在那个陌生领地徘徊，并升堂入室，回首东望，却发现自己由来之处竟有另一片广阔天地；于是如何出入于东、西两个艺术殿堂之间，就成了他终生寻求的途径。多少年来，由于审美感情的变化，使他的艺术在西方的框架中洋溢出喜悦的东方气派……他画得实在，却是信笔写来，让线条随意游走，若断若续却紧扣形体，他捕捉的是感觉，表达的却是深情。”徐君萱也说：“他要求自己不同于他人，也不刻意去学他人的方法，或仿古典及现代流派。但他却真实地希望自己的艺术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喜爱，又不降低艺术的格调；这使他的作品通俗而不媚俗，具有大雅大俗的品味……他走上了一条油画民族化的道路。”潘耀昌进一步分析并指出：“时代的机遇和自身文化背景使胡老有幸站在西方传统绘画、现代绘画和中国传统文人画三者的交汇点上。文人画不重形似摆脱了形的束缚，得到了表现个性与感情的充分自由，胡老从现代西方艺术中看到了油画与中国文人画沟通的可能性。他像文人画家以线条笔表现自己天性那样，用色块笔触去表现自己的感受。他善于对景写生，又善于关门作画，像中国画家那样用目识心记得默背方法，这给他摆脱形的羁束，更合理的布置画面使之更具艺术性带来益处。他让一切手段服从艺术目的，而非只是追求科学性。”徐君萱又指出：“胡老师从林风眠有很长时期，林风眠的融会中西的美学观对胡老也产生了影响。”会上大家很自然的把黄宾虹的写意山水（黄先生的遗作展恰好同时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与胡老作品所具有的共同品格联系了起来，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总之，胡老作品的民族性格，决不是一些表面的外在形式、手法问题，如线条的运用或降低明暗对比之类，而是一种内在感情的追求，是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和他高度的艺术修养，通过他日积月累的艺术实践而自然形成的。
3、关于人品与画品的关系。“风格即人”“画如其人”这些格言是这次座谈中常常提到的，从胡老的为人和他的艺术恰好证明了这一真理。胡老的经历很平凡，没有多少大起落，一生除早年学艺，留学之外就是从事教学，创作，不追求生活的安逸享受，淡泊名利，甚至社交，处世能力也很差，坚守着他诚实、敦厚、平和、热情的极纯净的性格，心胸博大而开朗。胡老的爱人说：“他一辈子就两件事：一件是他的画，一件是他的学生。”他一生真诚地作画，真诚地教学，因为他的画是自己的生命的结晶，而他的学生是自己事业的延续。与会者中凡受过胡老的教导者都对他教学的认真严肃深有体会，一方面他能身体力行作学生的好榜样，又像慈父般关怀学生的疾苦，甚至早已毕业了的学生，在困难时他都尽量帮助……这种人格的力量，使他在一个动荡多变的年代中，得以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不去追求时尚，也不左右摇摆、哗众取宠，投机取巧，而是不计毁誉，老老实实地走自己的路，保持着他那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这使他能在平凡中发现“美”，这正是他的艺术之所以有深邃的感人力量的源泉。胡老的人品修养，对于所有从事艺术的人们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水天中过去专门采访过胡老，他的发言对这一问题上的感触尤深。
4、关于色彩问题。徐悲鸿先生曾说过：“色彩画家百年难遇”，他是很重视色彩的表现力的。胡老在油画教学中，也把重点放在色彩上，他认为“油画是用色彩画出来的”；“色彩是油画的灵魂”。与会者普遍认为胡老在色彩上的修养和造诣在中国当代油画中是少见的，他无愧于当代的色彩大师的地位。胡老在色彩上的高度成就，除了他认真研究过印象派大师的补光技巧之外，主要是通过他在对景写生中长期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以及他内心对色彩的领悟。这种努力使他面对极为困难的彩色课题时能游刃有余地做到极完美的处理。马玉如对此作了生动的表述：“自然界上有些景物往往好看而不好画，如春天阳光下的桃红柳绿画得鲜明妩媚就颇不容易，再如他喜欢画的桃子，一半粉绿一半玫瑰红，画起来难度极高，稍一失度就会流于甜俗，而胡老常在处理这类色彩难题上表现出独到的功力。”的确，胡老在处理这类色彩对比强烈的作品中，创造出明朗愉快的令人深受感染的动人境界。我作为一个刚刚在北京看过正在展出的“全国油画大展”立即来参观胡老画展的人，觉得这两个展览在色彩表现上的反差如此巨大，感触颇深。大展中许多青年一代的作者在色彩处理上令人感到灰暗压抑，而80多岁的胡老的色彩则是一派青春气息。迎合潮流临摹照片是画不出自然而美好的色彩的；今天已很少有如胡老这样从对自然的观察领悟和写生中去追寻色彩的力量的人，这尤其以青年一代为甚，这里有教育的责任，也与对胡老这样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成就宣传不够有关，我就此发表了个人的想法。
5、关于题材问题是座谈会上最活跃的话题。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领导的提倡，加上社会需要，产生了大量表现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现实题材的作品，这本是正常现象，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出现了一些“左”的东西，如“题材决定论”，并在“文革中”恶性发展，虽有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却难得贯彻，“文革”后，虽有批判，但流毒并未彻底消除，例如总是好把作品的题材划分为“主”“次”，一般人又往往把写生完成的风景画与静物画看成是“习作”，甚至认为它们没有思想内容，似乎只有多人物的主题画才算是“创作”。胡老对此一贯有自己的正确认识，他说：“哪有人画一幅画而没有思想的呢？”他根据自己的艺术特点，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孜孜不倦的探求“任你东西南北风”，却在看似“狭窄”的空间里开挖出艺术的瑰宝。研究他的艺术实践，对于今天在文艺界清除“左”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郑朝的发言概括的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认为“真情是艺术的灵魂，‘文有真伪，无有故新’。一个热爱祖国，人民的真诚的艺术家，无论画什么，都会流露出他的真情，并能通过其作品折射出时代的影子，民族的特点与个人的风貌来。”
研究会上也有人发言涉及中国近代美术史的问题，认为应重视像胡老这一辈老一代人艺术成就，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史论界对于我国南方的画家、画派的地位及其对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影响估计不足评价不够。在此就不细述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很多人还来不及发言，所以在座谈会后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在交流着看法。
例如在会上有人提到王流秋的一种观点，他曾说过：“胡老的画外行喜欢，画画的人未必喜欢，但真正的行家又非常欣赏”。这引起了我与徐君萱的一番交谈。王流秋本人因出国未参加这一研讨会，他深感过去搞写实油画的人很容易陷入技术的泥潭，得“形”忘“意”，很吃力、乏味，所以对胡老的意在笔先的挥洒自如的油画风格倍感倾心；我个人也深有同感。所谓胡老的画“外行喜欢”，就是说他的作品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而“画画的人未必喜欢”，这些人大多是艺术学生或青年画家，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技术的把握上，而且他们又最容易受到具体历史环境给艺术带来的影响（包括各种偏见），例如50-60年代多数画画的人曾把俄罗斯油画风格，当成最高追求之的，到了80年代西方现代流派大量涌来，许多人去赶这个“新潮”，而艺术商品化的环境又使一些人追求“商品艺术”的路子；在这种状态下画画的人就不容易认识和喜欢胡老的作品，甚至认为他已“过时”；即使有志于从事严肃的艺术的追求者，也难于完全摆脱“左”风造成的一些老观念，因而也不易真正认识，领会胡老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本身的价值。为此也需要人们的思想从“左”的观念中“松绑”。
我们认为大力宣传、介绍和正确评价胡善余先生的艺术和他的实践，对于当前美术界消除“左”的影响，对于青年一代的油画家能健康地成长发展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是时候了！我热烈的期望也相信胡善余的油画艺术一定能够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和他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历史的，也是永恒的！
作者：中央美院教授王文彬 1992年9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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