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油画引入中国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老一辈画家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学习西方的绘画传统，一是直接赴欧美国家留学，学习油画的创作；二是引进苏联现实主义的油画创作体系；三是前往日本间接学习西方油画创作。而这种学习始终围绕着“中西合璧”的艺术取向和“民族化”问题展开。胡善馀先生便是在赴西方留学的画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位，也是在中西方艺术融渗中自成一格的艺术家。他最早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师从林风眠和蔡威廉先生，接受了现代艺术的熏陶。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于1932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画家西蒙。1935年学成归来后，继续从事油画创作，几十年沉潜往复，笔耕不辍。同时积极投身美术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创作与教学的双重实践铸就了他丰富的艺术人生。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详细】

1909年，胡善馀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就对绘画产生兴趣，在族人的资助下，18岁的胡善馀追随留日学画归来的堂兄胡根天进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习，入学不久，便遇风潮，只得转至“赤社美术研究会”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冯钢百学习素描。一年后又入上海人文艺术大学，适逢杭州国立艺专招生，次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系，成为该校绘画系的首届学生，师从林风眠、蔡威廉两位教... 【详细】

1932年，胡善馀来到了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在这里，他接触了西方艺术的各种流派风格，也许是与中国文人审美精神相契合的原因，胡善馀更钟情于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他常常流连于卢浮宫，在那里观摩印象派大师的杰作，他的老同学秦宣夫说：“胡善馀对于当时受印象派影响的当代名家马尔盖（A.Marquet1875—1947）和别具风情的抒情风景画家玉特里罗（N.Utrillo1883—1955），西斯莱的用笔，塞尚的用色都感兴趣。但对于马蒂斯、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的活动家布勒东（Andie Breton）的文章和作品则敬而远之。”胡善馀在欧洲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替的过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对于印象主义风格的喜好是他个人趣味和历史境遇的选择,他的创作生涯从印象主义出发，并遵循他的导师西蒙教授所说 “最好的老师是生活和大自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深入生活，走进自然，足迹遍布祖国山河，用画笔将对生活、自然地深厚情感融入到画布之中。他在写生的过程中将印象主义的技法和中国的审美精神、个人的性格喜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胡氏风格的中国油画之路。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只有来自生活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胡善馀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地指导之下，胡善馀适应时事，将眼光和画笔更多的关注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题材中去，他经常背着画箱，深入正在建设中的大坝工地，深入到农村社员劳作的阡陌田头，深入到千舟待发、繁忙穿梭的渔港码头，在新安江水库大坝工地现场，胡善馀被开山辟岭的惊天气魄和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忘情的融入到现场的氛围中去，用画笔记录了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面对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建设新象，胡善馀是饱满激情的表达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敬意，这些来自生活的艺术，至今依然还洋溢着斗志昂扬的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

1946年，胡善馀随着国立杭州艺专从重庆迁回杭州，从此，他就一直客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西湖成了他笔下最为重要的创作主题。“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画如诗的西湖激发着胡善馀的创作激情，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西湖的每一个角度，西湖的美姿与四季轮换中的色彩，在胡善馀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西湖滋润了胡善馀的人生，这里不仅有美景，更有对于家的温情和世态的回应，那卧龙桥畔的涟漪，成为女儿一生中永远牵挂的父爱，那长桥公园风景里，分明饱含着对爱子子康的深切思念，那描绘枯木逢春之后的桃红柳绿，恰是对于文革压抑之久后的心情写照。从杭州出发，胡善馀背着画箱时常孤身一人或是与学生结伴而行于江南一带，从雁荡龙湫到兰溪江上的渡口，从温州渔港到天台山的金鸡岭，从苏州太湖到水乡桥头的集市，江南的风土人情与胡善馀的诗意笔触融为一体，那是自然律动的节奏，那是隽永悠长的诗性勃发。

在胡善馀夫人周薇女士的眼里，“老胡一辈子就两件事：一件是他的画，一件是他的学生。”对于胡善馀而言绘画和教学是他安身立命所在，其实超越两件事情之上更为可贵的是胡善馀对于世间的情怀。时代背景的转折和个人命运的际遇使胡善馀在世俗生活中不苟言谈，但他的内心情感却极为纯净和细腻，在这一点上和他艺术创作的理想是极为一致的。他将对于家人、家乡的爱、对于学校、学生的情全部通过绘画表达出来，反之，绘画艺术也成为胡善馀精神家园。女儿漪涟是他笔下表现最多的形象，慈父的爱意化为温情而煊烂的色调，这一切都成为往昔的定格，但胡善馀的慈父情怀却随着他的艺术永存世间。

和印象主义画家一样，除了在大自然中寻找色彩之美，画室也是胡善馀作画的重要场域。在西子湖畔那个不大的斗室之中或是美院教学的课堂之上，胡善馀将花卉、水果、陶瓷等日常摆件进行组合，重新赋予它们艺术的意义，胡善馀无论是面对静物写生，还是人物写生，无论是独自创作，还是课堂示范，他都强调要将情感投入到表现对象中去，将内心感受融入笔调之中，挖掘对象之美，以油画语言传达对象之神，从而达到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美学境地。你看他笔下的桃，那丰富的色调与毛绒绒的质感，是他标志性的绘画符号，那是对于生活之美的追求与油画语言融合的最佳境界。你看他笔下的人物，饱含着画家浓烈的人文主义情怀，神情皆备，气质毕现，传达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间世相。

如果将胡善馀笔下的肖像画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各个时期各种身份的肖像作品不仅仅描绘了不同时空背景下各色人物的音容笑貌，他更是一个20世纪时代转折进程中人间世相的组合，透过这些肖像作品，他所折射的是一个大时代历史境遇中的人物气质与风貌，这其中不难发现也有作者在时代转换中的心路历程，这就使胡善馀的肖像作品更具有时代感以及图像学的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肖像作品中，胡善馀着力于在民族危亡历史境况下的人物形象塑造，这也是画家自己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内心与生活际遇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胡善馀开始将画笔转向对于工农兵形象的描绘，他是带着一种赞美的心态进入艺术创作中的，那时笔下的人物让人感受到充满着翻身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无比热情。然而，这个时期的技法表现不可避免的带有某些概念性的时代印迹。改革开放之后，胡善馀思想的枷锁得以解除，笔下的人物肖像如沐春风，笔法更加自由，重新回归了对于人物之美的表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