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可是脑海中闪过的一幕幕影像，如此鲜活、生动，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幸运地被派往苏联学习美术，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由于经受了长期战争的磨难，万事百废待兴。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王莘的一首《歌唱祖国》响遍九洲大地，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怀有崇高理想的青年人，尤其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被选派到苏联去学习美术的。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派出的李葆年在列宁格勒穆希娜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装饰雕塑外，我们主要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当时苏联有许多美术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宾美术学院和莫斯科的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前者是俄罗斯时期的皇家美术学院，历史悠久，建于1757年;后者是在19世纪上半期创办的莫斯科美术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五六十年代，只有列宾美术学院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的留学生，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留学生，则在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学习。列宾美术学院设有油画系(含舞台美术专业)、版画系、雕塑系、建筑系、美术史论系和附属中学。除史论系学制为五年外，其他实践类的系均为六年。学习油画、版画和雕塑专业的我国留学生，均选自在我国高校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或已在一些艺术机构工作的青年艺术家，有的是50年代初美术界的新锐。他们出国时的年龄22—28岁左右，如钱绍武、李天祥、陈尊三、林岗、周正、肖峰、全山石、李葆年、郭绍纲、邓澍、王宝康、周本义、马运洪、冀晓秋、董祖诒、冯真、李骏、张华清、徐明华、曹春生、司徒兆光、苏高礼等。进入美术史论系学习的，年龄在20岁左右，选自国内普通大学文科一年级，有李春(原名李得春，他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学，后选择了该系的美术史专业)、晨朋(李玉兰)、邵大箴、奚静之以及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的谭永泰。最先进入美术史论系学习的程永江，曾修业于中央美院绘画系，1954年入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学习。在列宾美术学院，还有几位是学习年限2-3年的进修生，30多岁，他们在国内已是助教、讲师或副教授，有伍必端(版画)、齐牧冬(舞台美术)、王克庆(雕塑)、许治平(美术史论.博物馆学专业)。罗工柳先生在我们当中是最年长的，1955年出国时39岁，已是国内的著名画家，中央美院教授，院领导人之一。他是以研究生名义派出的，后来与校方协商改为研习三年的进修生，1958年结业回国。从1953年第一批留学生到60年代初最后派出的，总共33人。

　　那时，苏联卫国战争也刚刚结束十年左右，经济还处于复苏状态，人民生活并不富裕，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好像是“社会主义天堂”了。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除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外，由中国政府负责全部生活费用。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衣装鞋帽，全部由国家一次性供给。普通大学生每月领取500卢布，进修生和研究生7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为1：1.10左右。与一般苏联学生相比，我们的生活经费相当富足了。我一直记得教育部长杨秀峰在留苏预备部给我们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派往留苏大学生每人每年的费用，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深知祖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派遣我们出国深造之不易，我们也省吃俭用，除300卢布左右用于膳食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花费在购买图书画册上了。

　　带着祖国人民的嘱托，我们在苏联度过了艰苦而快乐的学习生活。说它艰苦，因为我们不仅要克服语言关和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还要在学习中跟上课程的进度，并要获得优秀的成绩。说它快乐，因为我们无时不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同学之间友爱互助的情谊，无时不感受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还使我们感动的是，苏联知识界和艺术界对传统中国文化艺术特别尊敬和热爱。列宾美术学院教授、苏联美术界领军人物梅尔尼科夫、阿尼库申和老校长、著名画家奥列施尼柯夫等人，莫不对中国写意体系的美术创造推崇之至。他们谆谆告诫我们，要认真领会和掌握西画的观念和技巧，更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艺术的文化精神，将两者融会贯通，进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这些教诲，对我们中国学生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当奥列施尼柯夫院长看到罗工柳的《地道战》《整风运动报告》等画作的印刷品后，对这些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土”油画和延安时期的木刻作品评价很高，这对他和其他同学都是很大的鼓舞。此外，苏联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教育态度，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苏联同学给我们的热情帮助，学校给我们提供的良好条件，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向祖国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传统，苏联时代以表现劳动人民和卫国战争英雄业绩为主题的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各博物馆中世界艺术经典的收藏，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艺术视野和开阔了我们的胸襟，滋养和纯净了我们的心灵，是我们进入艺术世界的绝好教材。我们利用每年下乡实习、写生、劳动的机会，与普通俄罗斯人接触，从他们朴素的生活和质朴的性格中受到感染。我们目睹了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经历了包括美术在内的苏联文艺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和革新的过程。苏联美术家在波澜起伏的社会风浪和文艺思潮中，坚持继承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从时代的变革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吸收外来营养，为拓展艺术创造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使我们从中领悟到许多生活哲理和艺术创造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苏联学习的五六年，是我们学习艺术的大课堂，也是我们学习社会的大课堂。

　　列宾美术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每年都要举行有浓厚学术气氛的答辩会，就学生作品的倾向联系美术界的艺术思潮进行讨论，常有不同意见的交锋。答辩委员会的成员除本校教授外，还邀请其他教和创作机构的权威专家参加，每次答辩会实际上都成为美术创作和理论的讨论会，是全校师生期待和关注的重要学术活动。

　　我们除接受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领导外，还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关心国家大事，并与国内有关美术机构如全国美协、中央美院等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要求和建议，并把学习的情况、学院的教学方案和措施向他们汇报。如中央美院江丰院长1956年组建美术史系的决定，便是听取了留苏同学的意见，吸取苏联的经验做出的。我们把列宾美院美术史论系的课程设置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译成中文，寄回国内，供江丰、王逊先生等参考(后因反右运动，建系计划推迟到1960年付诸实施)。苏联绘画系的教学方法及工作室制，也为中央美院等院校领导关心和重视。油画专业的同学们在听取了国内有关部门的意见，得到使馆的支持，决定在结业和毕业前，到列宁格勒的冬宫博物馆、俄罗斯美术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特列恰科夫画廊，临摹一批俄国与世界油画名作。罗工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临摹了列宾的代表作之一《伊凡杀子》。当时，他住在特列恰科夫画廊对面美术中学的宿舍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克服许多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件很高艺术质量的临摹品。其他同学也各自有丰厚的收获。这些临摹作品后来在北京展出，引起全国画界强烈反响。在人们无法到国外目睹西方古典绘画名作的情况下，这些高水平的临摹作品对中国画界和广大观众，无疑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回国后，我们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在教学、创作和科研岗位上，发挥了一些作用，为介绍俄罗斯艺术和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把我们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和艺术技巧，用于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美术教学、创作和研究。深感欣慰的是，我们能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施展才能和智慧，为祖国美术事业的繁荣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如今，我们当中的一些学长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创作成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这足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们生者虽然也都年已古稀，可是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不减当年，在有生之年，仍要努力为祖国的艺术事业添砖加瓦。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那段难忘经历和珍贵记忆，会激励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