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是孔子颂扬尧治天下的功德之辞。意即尧以无为天道治天下，天道无以名，只有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这里的“文章”，指经天纬地的事功。

　　本次展览标题“焕然有章”取自“焕乎，其有文章！”其中“焕章”二字恰好呼应刘焕章名字中的“焕章”，焕即光彩夺目，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乎乃语气词，象征其人其作像吟诗作赋一样带有充盈的情感，可谓情深意足。焕章先生作品内涵丰富，大有文章。

　　刘焕章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是解放后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雕塑家,自1981年始至今已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三次个展。当年我馆首任馆长，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为刘焕章首次雕塑展写的前言中有：“刘焕章创作上不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是努力有新变化，有新造型，有新意境。艺术家表现自我，而自我又和时代一致，为新时代而创作。”

　　作为学贯中西，既有宏观文化视野又深谙创作规律和艺术本体的刘开渠先生指出刘焕章之所以成功的秘诀在于“焕然出新”，而出“新”的核心又在于“表现自我”， “自我又和时代一致”，所以表现自我就必然体现“时代精神”，这三点相辅相成，由此可见，刘开渠老是知刘焕章的。

　　知人和被人知，互为知音。所谓知音，是心灵的回响，这种回响的颤音激荡着创作者的心弦，使其在生活与传统中不断汲取灵感而时有新意。焕章先生早年追随故宫篆刻大师金禹民学习篆刻及雕钮艺术。钮和篆刻虽然尺寸不大，但能“缩龙成寸”、“见微知著”，对他形成“宁拙毋巧，宁涩勿滑”的雕刻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钮与印体的关系恰似雕塑与底座的关系。作者面对一块石料，首先思考和琢磨的便是钮在整体空间、体量中的审美意象。因此，简繁、粗细的对立统一在焕章先生求艺之初便成为其美学追求。单刀直取，雕琢入微，在深郁和豪放间寻觅精神与物质对话的形象凝固，从容、饱满和沉着有力，其本，源在于斯。这是他的初心。他从民族文化智慧中获汲的养分，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

　　生命如诗，岁月如歌，刘焕章近两百件雕塑生动而深刻。其对人和动物的刻画深深地烙上了作者的主观意识，渗透了他对生命的领悟，对形式创造的诗性表达。这是在丰富的、曲折的人生体验中，以灵魂抚摸先民朴素的艺术过程中所特有的浪漫情怀。这种情怀使他在原始彩陶和红山文化中寻找灵感，又在生活中获得体验，从而使作品成为乐观的、自由的歌唱。贯穿在他的作品中的关键词，是真。这个真，是真切、真挚，是真性情。以美人之美的心灵，是与世界的对话，以对事物的独特认识而生发出新的表现方式和形式。

　　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同一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发表的对艺术民族形式和借鉴外国艺术的原则性意见，1958年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与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雕塑家们从当年“一边倒”的苏派转向民族传统雕刻的学习、整理和研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焕章先生的成名作“少女”应运而生，并在美术界产生了反响。这件创作于1961年的木雕作品受佛教造像的影响：少女头微低，眼睛下视，神情含而不露，仿佛从敦煌、麦积山走来，其秀骨，其温润，似有一股超尘之仙风，雅韵倾人。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刘焕章这件作品没有聚焦历史的宏大主题，却着眼于鲜活的生命体，作品自带一种自然纯真之美。沈从文先生看到这件作品后，十分欣赏，说这件“少女”像极了他的女儿，我觉得，与其说“少女”像他的女儿，倒不如说“少女”符合了他的审美理想。神奇的是，这个“少女”还成就了一段姻缘，沈老视为掌上明珠、心头至爱的女儿嫁给了刘焕章。更为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他俩名字中都有个“焕”字，所谓“岳焕”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焕（章）”的岳父，这似乎牵强附会，但恰是文坛佳话。

　　刘焕章刻刀下的动物或天真无邪，或粗犷朴实，在造型外轮廓和形体的表达上，刘焕章从古代雕塑的装饰风、抽象风以及民间泥塑的圆润淳厚、简括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汉代霍去病墓前石刻的相石生意和浑然一体，原始艺术中的空间恐惧和生殖崇拜，以及泥塑木雕中的浪漫想象，都丰富了刘焕章先生的雕塑美学。其本源乃中国哲学的天人观。刘焕章接受严格的学院训练，但又超越解剖、结构和透视比例的规范，走向主观造型，遥接先民生命、生存意识，在自我的“形制”中塑造着艺术的自我。他是走出学院系统而自成一格的耕耘者，他是在公式化、格式化、概念化之外，远离时尚风潮而沉潜于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探索者。一个将动物拟人，又在拟人的刻塑中表现不息跃动着的生命性和灵性的艺术家，其内心有着何等的爱？！他创作于1959年的木雕《蝉》，1978年《兽中之王》，1979年《猞猁》、《猫头鹰》，1980年《拥抱》、《盼母归》等，均是他艺术旅程中的刻满意象的里程标。他们伴随着刘焕章先生，组成了人与艺术的乐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界思想活跃，在一股哲学热的影响下，尼采的生命哲学、伯格森的“生命之流”所崇尚的“非理性”，在美术界出现了一批新原始主义、存在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作品。但刘焕章不属于这风潮中的艺术家。记得当年有一部纪录片，开头便是暗暗的画面，只听得斧凿敲击的声音由远而近，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大胡子的艺术家，在光照里，他越来越清晰，他就是“雕塑家刘焕章”。那石头和金属的打击声穿透力很强，我记住了这画面，记住了这声音，记住了刘焕章。

　　几年前，我曾到刘焕章先生家拜访， 在一个普通民居的一楼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一个大约三居室的房子，过道里，房间里，每个空间里都摆满了雕塑，古代的和现代的人物、写实的和写意的人体，动物和人共处于一个大空间。刘先生面带微笑，话语不多。我油然想起十多年前在新疆辽阔的沙漠上遇见的一位蓄着同样大胡子的石刻艺人，为谋生，也为爱好，他雕刻了许多石头动物立于沙漠，在那广袤无垠的天际里尤显苍凉与神秘……所不同的是刘焕章先生在大都市、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森林，有这么一小小的天地，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这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艺术世界，尤显和暖与神奇……

　　今天，这个“世界”移到了中国美术馆，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空间。我感动的是刘先生及其家属将41件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我看了收藏记录，在此之前，我馆已收藏有刘焕章先生16件作品。连同今天的捐赠，刘先生的系列作品构成了他艺术生涯的创作与思考，探索与成功的轨迹，也记录了一个艺术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心路。是值得研究的个案。

　　我相信，这个展览的品质和格调将会给人们对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人格带来更多的思考。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