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学圣
郎静山先生的一生与摄影的关系密不可分。在20世纪初他已经是中国业余/艺术摄影的先行者,战后到中国台湾地区也影响了那里的摄影发展。提到郎静山的作品,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画意的和集锦的摄影,不过他所留下的影像种类之丰富,其实远超过后人的想象。郎老将近一个世纪不变的中式长袍装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中国传统之间画上等号,仙风道骨的形象深植大众心中。其实郎静山在他创作极旺盛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整个文艺界都处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郎静山工作上往来的时报馆与申报馆都位于上海现称为山东中街的望平街,加上附近大大小小的数十家报社与出版社,他正好处于中国当时的传播与文化中心。当时的出版与文化界对于传统文化虽不尽然持否定的态度,但大体上正快速地追随西方文化的脚步。以文载道及为民喉舌的传统出版理念,逐渐转型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下的文化产业。从现存的当代出版物中可看出,上海是当时中国现代化最具体的指标。虽然不乏对城市罪恶的声讨,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媒体中大多是被描绘成一个繁华的摩登世界。当时风行的大小各式画报正是塑造这种印象的主要推手,而郎静山在他正式展览的作品外,其实也参与及拍摄了这些摩登的上海形象。虽然这些作品在后来的选集中并未出现,然而因为这些非典型的作品,郎静山后来着重于中国画风的选择更显得有其特殊的意义。
摄影与漫画都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新兴的艺术形式,两者在同时期成为传播主流的画报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在创作的态度上,摄影者与漫画家明显有很大差别。漫画家大部分都是职业画家,因此刊在报刊上的作品是要收稿费计酬的。摄影部分除了少数新闻通讯社的稿件要计费外,一般相馆为了增加知名度,都是免费供搞,只要求打上相馆名称以收广告之效。业余摄影者,通常只要作品能登上报刊就心满意足,加上能把摄影当嗜好的人,在当时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因此也就谈不上报酬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摄影者与漫画家不约而同地于1924与1926年分别成立正式的艺术团体(北京光社与上海漫画会),各自为推广这两种新媒介而努力。由于双方均在当时的媒体业中,加上他的广告社也经常需要插画来完稿,郎静山因此与这群上海漫画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8年4月开始出版的《上海漫画》杂志在表面上由上海漫画会的成员共同主办,张光宇主持。但是根据其中成员叶浅予的回忆,郎静山与华社成员张珍侯也是幕后的股东,由张光宇代表。
张珍侯在1928年华社这个上海摄影团体成立过程中,扮演了财务支柱的角色。张珍侯是个经济宽裕的染料进口商,对摄影很有兴趣,也乐意赞助这类活动,因此成了《上海漫画》杂志的幕后股东。
《上海漫画》虽然以漫画为名,但实际上还涵盖了古今名画、文艺活动报导、新闻照片、风景照、名媛以及人体照等图片,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画报。郎静山在这个刊物中当然是以提供风景照为主,张珍侯与其他华社成员也经常出现。至于《上海漫画》上的人体照片则是从一本德国出版的世界女性人体摄影集撷取,郎静山在30年代后大量拍摄的人体作品则尚未公开发表。1930年6月《上海漫画》并入同一出版社发行的《时代》画报,而郎静山的摩登上海系列也正式刊载于这本杂志中。《时代》是一本以《良友》画报为标志的综合画刊,除了时事报导与文艺活动记录外,它也扮演着提供大众娱乐休闲材料的角色。这个以城市中产阶层为假设读者的刊物,经常以编辑企划的方式大规模地介绍与推广所谓现代化生活模式。郎静山在《时代》画报中最常出现的摩登影像以名媛居多,与他后来参加国际沙龙的人体相比,这一系列的照片全是凸显上海摩登仕女的影像,可说是现代时尚摄影的前身。当时郎已经出版了他第一本摄影集(《静山影集》,1929年),并由光社创办人陈万里题序。在当时的摄影圈子与媒体中,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摄影家。在《上海漫画》并到《时代》画报之际,郎静山已经不再具有股东的身份。当时《时代》画报是由诗人邵洵美独资发行的,不再需要这些穷漫画家们为资金奔走。郎并无义务要为这个杂志配插图,但是基于他与张光宇兄弟的交情,加上他在艺文圈的人脉,这些拍照的邀约仍是不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也是他对这类的题材其实也很感兴趣,因此才出现这批风格迥异的作品。
郎静山与张氏兄弟的交情可从《时代》第一期中所刊登的一张照片看出来。这是他的女儿郎毓瑛与张海容的结婚照,张正宇及另一个《上海漫画》插画家鲁少飞担任男傧相,证婚人是褚民谊(图1)。喜欢摄影,是郎静山的影友。摩登仕女的肖像也在同一期开始出现,是一张大概在杂志社摄影棚内所拍的社交名媛谭雪蓉(图2)。谭是当时上海大都会舞厅最红的舞女,现在看来或许不算名流,但当时这个身份与电影明星及富商姨太太都是经常交换使用的。初期的这些仕女照还带些生涩,不过往后的一系列封面照片,除了完全不像郎静山以往的风格外,也显现出他在当时对人像摄影技术的探索成果。名影星黎明晖头戴白色绒帽,身着白色无袖连身洋装,脚上蹬的是一双浅棕色高跟鞋。百叶窗洒进来的阳光斜照在女主角的背上,而她手上举着一支未燃的香烟,似乎在静待一场社交盛宴的开始(图3)。黎明晖的装束在经过近80年后看来仍不觉老气,而郎静山的构图与用光更显经典,上海洋场的气氛在此表露无疑。
除了经典的构图采光之外,《时代》的封面也不乏刻意惊世骇俗之作;一张名为“窈窕淑男”的封面(图4)就挑战了观者对当代女性的印象。虽然上海不乏摩登时尚的名媛,男扮女装的反串也在戏剧界盛行,但是“窈窕淑男”却是一种刻意耍坏式的女扮男装表演。这个表演不仅是反串,而且有挑战传统父权的意味。这张七十多年前的前卫女性肖像当然是表演性质,如同电影剧照一般。但想到站在相机后面按快门的是郎静山,这个照片的背后故事就很值得探索。另一张郎静山的插图现在看来虽有物化女性之嫌,但一样可以看到他在影像上的实验。“一刹那之诱惑”是一整个介绍巴黎春光版面中的一张照片(图5),郎静山或许是从档案中调出一张照片来填补编辑空缺,也许还经过裁切。不过由照片的视角可以看出,他拍这张照片的确是对准了腿部。这种对人体局部的特写(不包括脸部)脱离了当时常见的肖像或人体照的常例,既写实又抽象,最重要的是点出了上海仕女的摩登元素。
仅仅从这几幅30年代初期的作品,可以看出郎静山在当时摄影作品的广泛,远超过被他当成作品来展出的风景、人体与集锦摄影。这些因工作所需或玩票性质的影像,在经过大半个世纪后来看,反而最能展现当时上海的城市脉动与现代性。至于这些照片为何从未被郎静山本人严肃看待的原因,最可能是他与当时的摄影者对摄影艺术的定义并未包含这类的作品。人体摄影虽然常有流于情色之疑虑,却是西化的艺术家常用的题材。在当时摄影已被列入全国美展的情况下,摄影者拍摄人体也就理直气壮;倒是这些摩登仕女反而不知要如何归类了。《时代》杂志上郎静山的这些摩登仕女照除了与他惯见的题材迥异外,也可以看出他在几年内随着杂志的刊行,逐步拓展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在离开艺术范畴的限制后,《时代》杂志上出现了一个摩登俏皮的郎静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24年北京光社后不到十年的光景,所谓艺术摄影已经充斥各媒体版面,而表现手法却大同小异。郎静山后来另辟蹊径发展集锦。摄影除了文化传统的因素外,应该也是为了要区隔当时大量以中国画风格拍照的艺术摄影者。孰不知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画报拍的这批照片却成了他最前卫的作品之一,这也算是中国摄影发展史中的一段奇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