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书法看，融合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一、系统内部的融合—如楷书，柳公权应为一例：把雄浑的『颜体』和端庄的『欧体』融合了，兼具二者特征的『柳体』由此而产生。二、跨系统的融合，以篆书的点线嫁接隶书的字形，这大概是《石门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以篆书点线嫁接正书字形，《石门铭》的秘奥大概也应该由此解密。还有《好大王碑》，思路也十分相近。这些作品，应该是中国书法『成长期』这一类型思维的成功范例。三、更高层面的融合，还有『神合』之境。近代学者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谈及明代书法称：『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又其帖学，大抵亦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他所说的『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恐失于太绝对。其实有例外者，张瑞图应该是敢于『绝尘而奔』者。近代学者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指出：『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语道出了张瑞图的真正历史价值。实际上，张瑞图在行草书语言的『怪异』创新，来源于对于北碑形式语言的『精神提取』。他把那种『感觉』写到行草书里来了。因为跨度太大，本来『形』、『神』两隔，他用的是『摄魂大法』，把北碑石刻的神『摄神入形』，加到行草书里面来了。因为距离远，出人意料之外，所以看起来相当陌生，感觉不知所从来。其实这正是他的高妙处。笔者近年在隶书创作上，尝试『镕铸虫篆，陶均草隶』，将汉碑、汉简、楚简的笔法和形式，与『篆书字形隶书化』及行草连带笔意做一些融合嫁接，努力寻求营造既合乎大统又不失个性趣味的风貌。创造既合乎历史规律有别具个性风貌，是一个书法家终生追求的事业，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