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我大学刚毕业,为了把我在大学能学到的东西,贡献抗战,为了探索绘画创作道路,走南闯北,最终,于1940年参加到抗敌演剧四队、五队,在演剧队呆的时间最长,写生创作的画最多,演剧队不仅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更为主要的是锤炼和培养了我,使我的创作思想成长成熟,探索人生的信念执着坚强,回首往事,难以忘怀。
如冯法祀先生之绘画,彼皆以急行军作法,描绘前后方之动人场面,题材新颖,作法又深刻。⋯⋯冯君能把握题材,写之极致,以绘画而论,可谓抗战中之珍贵收获也。
——摘自徐悲鸿,《民族艺术新型之剧宣四队》,1946年
法祀于悲鸿高足中最特异,武汉时代参加三厅工作,以其艺术贡献抗战宣传,已而舍去,漫游西北,重入剑门,又见了陪都,托介绍演剧队,予恐其不耐苦而殊不然,在柳州相见时则在四队已及三年,尝步行数千里至龙州、靖西劳军,一般工作外,画囊收获亦丰,昨又随演剧五队遍访黔桂路,不仅劳动者血汗进入画材,笔力亦更雄健而坚实,法祀前途殆不可量,非徒把学苑手法带到前方工作也。
——田汉,书于冯法祀桂林“黔桂铁路开辟工程写生画展”,1943年7月31日。
急行军的战斗作风正是冯法祀同志在艺术上的特色,他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总是像个战士一样投身于战场,而且总是奔到最前沿战斗、呼号。他又总是真实地甚至直截了当地把那些不可追回的战斗生活,劳动者的苦难,以速写式的生动笔触留存了下来。……对于一位老一辈的油画家,我们的责任是历史地研究他所走的道路,从中得到宝贵的借鉴。冯法祀同志最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就是他在艺术道路上那种战士的特色。
——摘自侯一民,《急行军中的战士——冯法祀同志展览观后》,1980年
《捉虱子》、《晨会》、《饿死的兵》等作品。显示了作者在艺术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作者将他亲身经历的真实,给予服务于主题的艺术处理,成为鲜明的艺术形象,但生活的真实获得了审美的意义。这些作品成为描绘抗日战争生活的值得珍视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显示了他富于战士气质的特色。
——摘自韦其美、侯一民,《急行军的战斗风格——看冯法祀画展》,1980年
《演剧队的晨会》、《捉虱子》、《饿死的兵》画于40年代,由于当时战争环境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作过多加工。像报告文学,客观、生动、准确地反映当时所见所闻的现实和战斗生活,是典型的战争环境里产生的作品。正因为这些作品不过多依靠艺术加工而直接用现实中的生动事实和人物形象来说话,作品有一种表层艺术加工的作品所没有的打动人的力量。这里用报告文学来比拟,不是因为报告文学和长篇文学之间有什么高低之分,相反,它更要求作者具有敏锐的思考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实际上是薄发自深厚功力经验的厚积。
——罗尔纯,《冯法祀先生绘画艺术浅谈》,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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