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尚设计中对于“民族风”的追求有其历史渊源，不仅涉及“流行文化”，还与工业化设计的开端有关。此次展出的几件反映当代文化景观的展品，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时尚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推崇，包含了某种追忆逝去民族根源的怀旧情绪。有观点认为，我们有能力传承民族文化传统，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神话，而对此民族学很早以前就已经一清二楚。当代文化割断了我们与传统的联系，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渊源进行再创造。当代设计界的一些“民族风”的崇尚者，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近年来，波兰举办了无数以当代设计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为主题的竞赛、展览和讲座。其中，2008年波兰国家民俗博物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波兰展馆设计理念展示，可以说是此类活动的开山之举。

　　如今，当人们纷纷追逐波兰传统和乡村主题的时候，有一种潮流格外独特，这就是对于自然和生态的崇尚。对于自然形态的追求，引发了传统技术、材质及其加工手段的回归。这一设计潮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欧“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Art&CraftsMovement）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行为之中。当时出现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理念亦受到了波兰艺术家的支持。

　　在思想层面，很多当代设计都显示出强烈的创新感和对于濒临绝迹的民族传统的关注。这要归功于包括“华沙实用艺术”协会（Polska Sztuka Stosowana，1901-1914）、“克拉科夫工坊”（1913-1926）以及“秩序”（1926-1996）等一批艺术组织。

　　成立于1950年的工业设计研究院曾对波兰民族艺术和民族工业成就加以利用。其目的并非在于组织民族手工艺品的规模生产并将其商品化（这方面工作由民族艺术工业中心负责），而仅仅是为工业生产寻找所需的设计样式。其中，由工业设计院创始人万达·泰拉科夫斯卡（WandaTelakowska）提出的对工人和农民的技能加以利用的设想，是当时最为知名且应用最为广泛的理念之一。根据这一理念，工人和农民被视作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泰拉科夫斯卡将这种集体创作原则视为民间艺术家参与工业设计的最佳方式。

　　从反模式到模式：藏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种用精纺亚洲山羊和绵羊毛制成的双面斜纹编织布料十分流行，被人们称作“藏锦”（tkaninatybetowa）。这种布料由捷克和奥地利传入波兰，在波兰几个民族地区，特别是那些人们习惯于购买现成布料制作服装的地区，都颇受欢迎。20世纪初，藏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罗兹和安德雷胡夫。“藏锦”的主要特色是印染装饰——规律重复的花朵主题，其中以玫瑰和小花最为常见。这类织物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花风格，被用来制作不同大小的头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花装饰风格被推广应用到其他质地的织物上，而具有此类印花装饰特色的织物以及由其制成的头巾通常也被称为“藏锦”。

裙衫（细节）  “藏锦”（tkanina tybetowa）   克拉科夫市   19世纪下半叶

　　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上，约有50家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公司展示了以滚筒印刷技术生产的纺织品和壁纸。印花壁纸。模仿或参考的是洛可可风格家居织物的花色和装饰。这些织物的生产采用了一系列工业新技术，其中包括颜色更为明亮饱满的苯胺染料。装饰所采用的造型方案受到当时注重高尚品味人士的强烈抨击。时任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Academy）艺术总监，后接任设计学校（SchoolofDesign）董事长的理查德·雷德格雷夫（RichardRedgrave），在一份有关参展产品的报告中指出，这些产品展示了一系列技术新成果，但其艺术价值却微乎其微。亨利·莫利（HenryMorley）在185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充满恐怖的房间》（AHouseFullofHorrors）中，对维多利亚时期花朵壁纸装饰的房间进行了描述，将这种内部装饰风格形容为暴发户阶层低俗品味的表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威尔基?柯林斯（WilkieCollins）。在其创作于1850年的小说《贝锡尔》（Basil）中，主人公贝锡尔的感性细腻与中产阶级沙龙的花朵装饰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书中，贝锡尔这样说道：“这样的设计能在一刻钟之内让敏感的人患上偏头疼。”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花朵印染风格简洁的布料却被整个中东部欧洲的上百万乡村妇女用来制作头巾和服装。

　　战后，藏锦的供应出现短缺，寻购无门。波兰民族艺术家雅妮娜·奥伦日娜曾说：“特殊原料的短缺，给这种织物的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原料的完美质地和大师级的制作工艺，在战后的条件下是无法复制的。”（1956年）。民族学家安东尼·克罗赫（AntoniKroh）在对20世纪70年代波德海尔地区民族服饰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藏锦”有着谜一般的起源（1972年）。那个年代，以这种织物制成的裙衫深受欢迎，然而原料在合法的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因为所需的布料在波兰没有生产。相关人士认为，布料可能来自斯洛伐克、美国或是日本。

　　以被称为“谢奇卡”（Sieczka）的印花做装饰的布料，至今仍被用来为民间艺术团体和个人制作演出服装。印花布料裤子,男士刺绣长衫、男士袖扣、搭扣、方格纹装饰帽子，这些都是波德海尔地区特有的民族元素，有时甚至被视作整个山区的民俗标识。

　　今天，模仿传统装饰特色的花朵图案不仅被用在服装上，同时被运用到如灯罩和布艺装饰等诸多日用品当中。同时，这类设计还常见于妇女的头巾上，被不少人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成为民族服装的组成部分，象征着“生生不息”。直到今天，波兰乡村的老妇人们仍然习惯佩戴用不同布料制成、装饰风格各异的头巾。我们甚至可以在那些传统民族服饰已经销声匿迹的地区见到类似的头部装饰。人们仍旧按照传统方式佩戴头巾：将头巾的两个角在下巴处打一个结，第三个角批在头后自由垂至颈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佩戴头巾的时尚再度回归。这一现象最先出现在大都市文化中，并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全国。事实上，印花头巾时尚有着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的影响范围——它属于复古美学风格。在西欧，印花头巾被认为是俄罗斯或是东欧的典型风格。在波兰、挪威和瑞典，老式印花头巾在流行之初，通常在旧衣店与二手服装一同出售。头巾的流行佩戴方式自然也与传统大相径庭——今天的人们通常将其当作围巾或披肩佩戴。

　　这种首先使人联想到波德海尔地区服装的大尺寸头巾，同时也见于波兰其他地区，包括那些早先从未出现过的地方。佩戴头巾的，通常是那些标榜传统的人。民间女艺术家，乡村主妇会在特别的机会特意佩戴（如手工艺品和工艺博览会）。戈登·马修斯（GordonMathews）认为，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关于身份所做的选择并非出于自身的考虑，而是面向他人，我们仿佛置身于某种游戏，或是在与受众进行谈判。“文化身份”的选择，关键在于让受众信服——在社会层面，必须在掌握足够知识的同时拥有足够的风度，这样才不会让自己显得过于特立独行(2005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头巾充当了身份标识的角色，向世人昭示：佩戴它的人是传统的守护者。

　　……

　　当代人类学家在对社会现状做出过如下结论，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根”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不同理念、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大熔炉中。文化犹如一个各种商品堆积杂糅的大超市，我们被迫在其中做出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根基（这里特指艺术和宗教）同样可以成为选择的对象。传统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商品化，现在必须通过自我推销以换取信任。因此，那些符合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想象、使人产生民族文化延续性印象的元素总是受到人们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那种认为只要回归地方特色传统，就可以免于商品化的观点，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中文翻译 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