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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举行

来源:艺术中国 时间:2017.11.03

  11月1日,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61周年之际,“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由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承办,包括“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系列活动。“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已于10月15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至11月10日。
  出席本次学术报告会的发言嘉宾有: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希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院长常沙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马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吴琼、郑艺,张仃先生夫人理召,张仃先生之子、著名画家张郎郎,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友丁绍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清华美院教授黄国强、朱军山、包林、邹文,原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许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穆家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兆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加园》主持人王鲁湘,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建君,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教授赵农,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侯军,韩国首尔大学美学系教授李尚佑,中央美院教授张世彦,壁画家、美术理论家于美成,画家袁加,清华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社主编方晓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功强,副院长苏丹,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杜大恺担任本次学术报告会的主持人,社会各界及美术学院师生200百余人参加了学术报告会活动。
  张仃一生经历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国现代艺术史、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发展休戚相关,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现代美术重大事件的演进紧密相关。张仃是中国艺术界德高望重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代革命文艺的先锋、杰出艺术教育大家,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标志性人物,是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一面永远闪耀着光辉的艺术创新旗帜。张仃无论在众多艺术领域创作探索,还是在艺术教育园地耕耘,都做出了让人瞩目的杰出成就。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始终以革命文艺的先锋性,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引领先进文化艺术思想,开一代艺术新风。
  举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张仃先生一生为民族和祖国的革命事业、艺术与艺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学术报告会嘉宾围绕张仃先生的艺术人生经历、艺术创作成就以及艺术教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希勤在致辞中说,张仃先生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对他的艺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加以系统而深入地整理研究,是中国艺术教育界的一份使命,也是清华大学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一份责任。清华大学有很强的理工科基础,希望艺术、科学在清华园完美结合,结出硕果。举行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一方面要回顾和总结以张仃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文艺家、革命家的思想、理念、精神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艺术成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上的重要讲话和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家、教育家、革命家,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民族文化自信、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勇于实践的精神发扬光大。
  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杜大恺教授讲到,张仃先生的人生命运始终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从青少年时起他即用艺术抵御外侮,鞭笞黑暗,讴歌光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书写了波澜壮阔、伟岸雄奇的一生。他的艺术各个时期都充溢着创造性和先锋性。张仃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集大成者,对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贡献成就卓然,无可替代。张仃先生是中国艺术的骄傲,他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光彩照人,他是一个智者,一个大写的人。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评价,张仃先生有“大美术的大境界”,他思维超前,才识过人。早在延安时期,因其时尚的设计便有了“摩登”的代号,此后张仃绘画对西方古典、现代美术多有融汇,并从中国民间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张仃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英雄史诗和历史沧桑带入山水画,开辟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新境界,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国画系统中斐然成章。张仃先生生前将不同时期创作的漫画、年画、中国画等130幅代表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体现了“大美术家”的大视野,也是有远见的,更是有高风亮节的。中国美术馆不会忘记他,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
  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履生做了题为《它山的高度不可复制》的发言。他认为,我们总是如数家珍地了解张仃先生艺术成就的方方面面,但是却无法去丈量他的艺术成就到底有多高。他在新中国艺术发展中涉及到很多领域,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是一座蕴含特别丰富的它山。它横亘在我们面前,难以绕开,因为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时候都要面对这样一座高山。我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张仃先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丁绍光先生发言说:“我心目中对张仃先生一直有两个张仃,在我脑子里总是有两个张仃倒过来转过去,到今天我可以讲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张仃。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大约有三种属于精神贵族,张仃先生无疑是一个精神贵族,跟他接触以后他是博学多才,读了很多书,他绝对是一个精神贵族,而且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美术界里也是罕见的。第一类精神贵族像屈原一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张仃先生在青年时期有这样一点劲头。第二类精神贵族是陶渊明这样的,寄情山水。第三类精神贵族就是在体制内,但是他自己洁身自好。像曾国藩等。张仃先生画山水走向焦墨,一个是自己的安慰,一个是走向陶渊明。应该说中国精神贵族这三种类型在张仃先生身上都有了。吴冠中调到工艺美术学院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张仃先生是中国美术史的第一只眼睛,他对张仃先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是带有全球性的,非常有修养。所以在张仃先生作为领导的包容保护下,在那样一个条件下,现代美术运动在中国得到一个延续。不仅仅包括工艺美术,工艺美术学院也出了一批画家,现在大家都知道,而这些画家更接近国际。我讲一个故事,1962年我毕业创作到西双版纳,三个月以后,张仃先生带着四位老师也到那里去。我跟张仃先生讲,我看到一个大方块,是一个民兵,看到脸是大方块,看到胸是一个大方块,坐在那儿整体更是一个大方块。他说我要去画。第二天,一个民兵坐在那儿,拿着一支枪。张仃说这个方块很小嘛。我形容以后,他想象的不知道有多大,已经是膀大腰圆,他越画越大,那张画非常好,对艺术的形式美和现代艺术,在生活中纯粹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画的这一批是现代美术艺术在中国的延续。”  
  张仃之子张郎郎的发言题目是《一九五六老爸故事多》,他回忆说,1956和1965年,张仃先生两次绘画得心应手、突然突破的阶段,都是在香山。“我爸爸每一次艺术上的飞跃都是跟香山在一块,恐怕是跟地理条件或者我父亲和我母亲对于大山的一种偏爱。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们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海。我爸爸经常说我不是一个智者,我是一个小学生。实际上每次他在想突破的时候,一定要到山里面绘画。”他总结说,作为艺术家,第一,我们要能够脱离开所在时代的限制和框架之中,就是像父亲的漫画《跳出老君炉》。第二,在艺术思想上,我们也不要为现在看到的几座巍峨高山就不做了,我们要做别人没做过的或者我们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完了会很高兴。
  1956年,张仃先生想做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个时候张仃先生自己个人的工作中心和创作中心已经不在实用美术上,因为他从1949年进城以后,完成了开国大典一系列的重大国家设计项目以后,他就担任了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的系主任。在1954年他的工作中心已经从实用美术转向了中国画的革新。这个时候他同时担任了中央美院的中国画革新领导小组的组长,领导着蒋早克、李可染、李苦禅这一批老的画中国画的美院教授,进行中国画的革新。而且他这个时候已经把实用美术系的主要工作交给了雷圭元和庞薰琹,他自己的工作已经转到了绘画系,其实这个时候他的个人工作重点已经从实用美术系转到了绘画系,他个人的创作已经从实用美术设计之类的东西转到了新的中国画的创作。1954和李可染等先生的江南写生,到1955年、1956年在北京的颐和园、香山继续进行新中国画的写生活动,正在兴头上头,越画越上瘾,画了一大批篇幅不大、但是很新很精彩的彩墨中国山水画,也是中西结合,采取了一些西方的手法,包括焦点透视、现场写生以及颜色上吸收西方色彩学的一些东西,但是强调的仍然是中国的古法用笔,强调的是里头的中国诗歌的意境。画得非常上瘾,而且也得到了整个中国美术界的一致好评。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告别实用美术,回归水墨画。为什么叫回归?因为他30年代初从东北作为一个流亡青年来到北平时,就是在张恨水的学校里,他学的就是中国水墨画。如果要说张仃先生有什么科班训练的话,有什么专业的话,其实他的专业是中国水墨画。但是由于当时抗日的形势非常严峻,作为一个东北的流亡青年,他觉得陶醉于这种笔墨精妙、烟云供养跟整个时事和中国当时这么严峻的现实非常遥远的水墨画创作,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转过头来用自学的方法开始创作漫画,他的漫画是非常现代的,他大量的吸收了国外的非常前卫的漫画家非常时髦的语言,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时候,一个十多岁、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画出的漫画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他觉得可以借着国家的“双百”方针和对文艺的大解放开明政策,实现自己多年要做的一个个人艺术梦,什么梦?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艺术家。
  张仃有一个想法,想在台湾举办一个张仃大展。我为了这个大展跑了台湾三次,找了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院长、国父纪念馆馆长和中正纪念堂的张先生,谈的结果就是说时间排不下,但是他们愿意全力配合。最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的原因,就是中正纪念堂给了很好的优待,包括往返机票和在那儿的展览都是免费的,但由于我们张仃先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辈子跟国民党势不两立,而且画了很多反蒋介石的漫画,对中正纪念堂感觉格格不入,所以张仃先生斩钉截铁地跟我讲:这个我不展。从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老前辈、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性格,同时也看到思想的转变还没有跟社会完全衔接,还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从这里来看,张仃先生伟大的人格也给我们很多教育。张仃先生是带着没有在台湾举办“张仃大展”的遗憾去世的,我也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成而感到对不起张仃先生。
  这个私房话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张仃先生和吴冠中先生俩人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坛现状的一些评价,包括对一些比较著名的画家的谈论。比如说关山月、关良、李可染等,私下对他们做了褒贬,这些褒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字当中是看不到的。第二,他们对整个中国美术发展的未来,尤其是西方现代美术的一种判断。从这个判断当中可以感到他们文化的自信心。别看他们在“文革”当中遭受到这样的屈辱,但是他们对于艺术的执着一点都没有丧失,可以看出这些不愧为大艺术家,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他们依然在探索艺术。第三,他们俩人之间互相的直言不讳的一种自我批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看到他们之间的自我批评,我们再看20年以后发生在他们俩人之间的笔墨之争,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1975年是张先生和吴先生的蜜月期,是他们俩人关系最好的时候,恰恰是因为这样好的关系,他们才有可能做这样一种坦诚的、朋友之间的批评。张先生对吴先生当时的创作说,我喜欢你那些厚重的油画,但是我不喜欢你那些比较轻飘的作品。另外,他觉得有些画猛看一眼很新,再看不过如此。张先生批评吴先生的水墨画,说你画得太随意了。那时候吴先生刚刚开始画水墨画,他是1974年开始画的,只有一年时间,艺术上还没有进入到佳境,张先生指出他的轻薄。反过来吴先生也批评张先生,他说你的画太旧,传统的东西太多。另外他建议张先生还是回到毕加索+城隍庙。但是对于这个建议,张先生当时没有给出回应,我觉得跟当时张先生的心情有关系,因为毕加索+城隍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这些画是他心中的痛。
  张仃先生在他所有的文集里面只有两幅画出现,一个是拟黄宾虹,还有就是拟倪云林。他在1954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齐黄。齐白石可以为花鸟万虫写真,是一个用减法的画家。黄宾虹是完全用加法的,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够格的中国大家。张仃先生自己说,我只是黄宾虹的小学生。在1989年的安徽歙县研讨会上,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力开展对黄宾虹的研究》这篇文章里就谈到他对传统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仃先生这样一种方式,通过黄宾虹他认识了古人,他选择了一个榜样,或者说黄宾虹先生就是张仃先生和古人对话的一个桥梁。
  最后,我可以想象,张仃先生在他半个世纪的写生里面,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写生的同学都是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坐在一个自然的场景里面,我们所面对的不光是我眼睛看到的,实际上张仃先生心里面有他的大山大水,有他另外一个高山流水,同时他面对的是自然,他如何把自然里看到的东西以及他所看到的中国文脉如何流传,如何通过他的笔端慢慢的流写出来,变成他一幅幅他的写生之作。我觉得在张先生的百年展览里和文章里,张仃先生的这个净、这个魂是永在的。
  张仃先生的夫人理召对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出席报告会的研究学者以及所有台前幕后为这件事情出力的朋友表示感谢。此外,她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如何和社会相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社会各界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之际,举办“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就是为了学习和继承以张仃先生为代表的一代革命文艺家献身国家、献身人民的艺术精神,激励有担当,有使命感,有民族文化自信,德艺双馨的杰出艺术教育家辈出。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拥抱新时代,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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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庚(1939—2012),1939年生于徐州,祖籍天津。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