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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今年9月举办中国主题的大型特展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间:2014.04.02

  导读:1972年举办的“图坦卡蒙宝藏”展览是大英博物馆历史上吸引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达到165万人次;排名第二的则是2007年大英举办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展——“秦始皇兵马俑展览”,参观人数多达85万人次。时隔7年,大英博物馆即将于今年9月再次推出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殊展览:“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该展览将通过一系列精美绝伦的物品,包括瓷器、黄金、珠宝、家具、绘画、雕塑以及纺织品,展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为何选择这一主题?策展人和博物馆希望观众通过该展览产生哪些新的认识?明星展品有哪些?筹备展览期间又有哪些挑战和收获?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独家专访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Jan Stuart)女士、该展览两位策展人之一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女士,探寻展览背后的故事。

  15世纪前50年 代表明朝艺术最高水准

  记者:关于举办“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的想法从何而来?

  霍吉淑:我和本次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都希望举办一场关于中国明朝的精彩展览,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来呈现这个展览。因此,我们从中国历史中选择了1400至1450年自永乐皇帝夺位直到正统皇帝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这一阶段的历史。该展览就是围绕来自这一时期的珍贵文物来建构的。我们希望关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并且是深入式的。以往多数关于中国的展览或是关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或是关注整个朝代,我们希望可以做些不同的尝试。

  记者:从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行的角度讲,本次展览是如何从一个“观点”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展览的?

  司美茵:一切展览,即使是小型展,我们都会通过不同方式、由不同人验证策展主题。策展人首先向所工作的部门提出策展的初始想法,然后进入阶段性初审,由部门中了解中国、了解亚洲、有策展经验的同事对策展思路做出反馈。根据这些反馈,策展人进一步向博物馆总监以及展览审核委员会提出较为明确的策展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展览的优势及可操作性,如公众对此展览主题的兴趣有多大、申请资金赞助的可能性。所以会有很多人参与验证策展建议的过程。策展建议一旦通过,就要同时展开几项工作,包括联系资金赞助(在确认有足够资金支持前,是不能向公众宣布展览信息的)。所以有一个阶段是在假设的前提下工作,即假定策展建议被通过,着手开始一些相关研究,以加强说明策展建议的可行性,同时努力寻求资金支持并确保到位。这样才能走到决策的一步,确认正式启动、开始所有相关研究、邀请布展设计师、建立专业团队来组织展览中的文字内容,等等。这样一个展览就算完成了从一个“观点”到一个展览的过渡。

  记者:明朝统治中国276年,为什么选择从1400年到1450年作为展览的内容呢?

  霍吉淑:明朝的历史非常久远,每个阶段都各不相同。洪武皇帝1368年建立明朝,但1403年至1449年这一阶段往往被视为明朝的‘重建’;有些人甚至将1521年以后的嘉靖皇帝统治时期视为明朝的第三次建立。有些代表明朝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就出自明朝早期的这50年(1400年-1450年)。除此之外,这段时期在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比如从南京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等。通过最新的考古工作,即包括陆地考古和海洋考古,我们得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更为详尽的了解。我们希望探索关于这一时期更多的真相和传说,以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和关联。

  记者:已经发现的真相和传说有哪些呢?

  霍吉淑:要想知道全部的新发现,恐怕还是要亲自到展览上去看。但这些新的研究发现使得我们可以更新部分文物的年代,甚至包括大英博物馆自己的收藏。此外,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还会展出从未向远东以外的观众公开展示过的重要文物。

  避免“欧洲中心化”的视角 向世界介绍这段陌生的历史

  记者:作为展览的策展人,您最希望观众从这个展览中获得什么?

  霍吉淑:我希望他们明白,像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堪比一个大洲的国家,在15世纪初是由一个家族通过宫廷网络所统治的。我希望他们不仅仅看到皇室,还要看到一系列的地区藩王。洪武皇帝把他的儿子们封藩至各重要流域和军事重地,他们建立了明初多处藩王宫廷。新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让我们对藩王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展览将会重点介绍山东、四川、湖北,也就是中国东部、西南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另外,我希望观众了解郑和,虽然他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但很多西方观众并不知道,郑和船队出发的时间远远早于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我希望他们看完展览后可以真正了解多元文化的中国。中国内部的自身互动,中国派出的使者与外国的互动,以及外来使者与中国的互动,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趣味无穷。因此,国际交往与互动是本次展览关注的一个重点。

  记者:从展览的设计上和策展理念上,你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呢?

  霍吉淑:展览被划分为5个部分。我们首先在展览开始的部分介绍这个时期的背景,接下来的部分包括:宫廷生活、军事文化、文人艺术、信仰和外交贸易。观众从宫廷生活开始参观,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陆续参观到郑和船队航海的广阔海域。通过我们从世界各地借来的展品,以及我们设计的展览知识架构,可以展现这段“新”的历史,并把它生动地呈现在世界观众面前。多数中国以外的观众对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陌生,而且多数对明朝历史的研究和关注都集中于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以后的这段历史。而1400年至1450年的这段历史相对较早,而且对整个明朝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该展览在尝试避免使用“欧洲中心化”的视角来呈现中国明朝的历史呢?

  霍吉淑:是的。此次展览的目标之一是挑战过去过分强调的有关16世纪后西风东渐的中西交流史,把目光转移向亚洲各地之间长久以来复杂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曾经产生的影响。比如,观众除了可以看到精美绝伦的展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意识到郑和下西洋这个意义非凡的航海远早于哥伦布在1492年的首航美洲。对于后者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是为数不多的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明朝早期历史的。

  研究历时4年选中280件展品 向10家中国博物馆借展

  记者:策划和筹办该展览共经历了多长时间?多少人员与机构参与其中?

  霍吉淑:我和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一起工作了近4年时间。我们的研究也获得了来自英国政府最高级别的研究委员会基金的赞助——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因此,我们可以和美国明代学者专家一起撰写了一本关于本次展览的专著。此次展览还会安排丰富的公众节目,并于今年10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探讨中国1400-1450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题目包括音乐、饮食、服装、中韩/中朝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国与伊朗关系等不同领域。通过跨领域跨文化的知识协作,我们希望这次展览可以有所不同,富有价值。

  本次展览我们与10家中国机构和21处中国以外的收藏机构合作。我们在备展过程中与中国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紧密合作,对方帮助我们协调与中国各个博物馆的合作。但我们首先要与每个博物馆交流,确认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到本次展览中。国际方面,我们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韩国等地的博物馆合作借展品。

  记者: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有多少?是从多少件候选展品中挑选出来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霍吉淑:我们共有280件展品,展览规模非常大。2/3的展品来自31家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而另1/3的展品则来自大英博物馆。我们对展品的选择非常严格,入选展品既要在视觉上引人关注,又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最终呈现的280件展品都经历了层层选拔。我和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负责把关,但我们也与借展的博物馆密切合作。比如, 2013年11月我在中国与当地的专业人士一起挑选展品,了解不同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不断缩小最终展品的范围。

  记者:本次展品的种类有哪些?

  霍吉淑:丰富的展品类型也是本次展览令人激动的原因之一。我们有精美绝伦的绘画和瓷器,还有难得一见的金银器、男女珠宝配饰、服装、雕塑、铜器、纺织品、漆器等。特别是瓷器,提到中国明朝,多数英国人就会联想到明朝的青花瓶。为了探讨明代瓷器对公众的吸引力,并同时支持“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我们将在今年4月起与英国4间博物馆合作,在各馆展出大英博物馆所藏宣德青花勾莲纹扁瓶精品,还会邀请当代艺术家对展品作出回应。此巡回展览会首先在格拉斯哥博物馆布雷尔收藏馆开幕。

  记者:作为策展人,哪件展品最令你引以为傲?

  霍吉淑:真的很难选出某一件展品。我可以先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选择一件,一张关于紫禁城的绘画作品。这件作品已经藏于大英140多年了,为了这次展览,我们做了特别修复,负责修复的专家曾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处理后,画作中楼房上的标志清晰可见。我想这件作品对我而言就是本次展览中来自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星展品。此外,在藩王墓中的考古发现,以及15世纪中国绘画精品也是本次展览的亮点。

  记者:筹备本次展览过程中,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吗?

  霍吉淑:有很多有趣的新发现。比如,我们发现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绘画作品中,印有来自明朝早期某位将军的印章,从这些印章判断,这幅绘画作品的年代要远早于我们此前的记录,也就是说,这幅作品原来标明的年代晚了很多。

  “我们坚信,这将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些珍品同时出现在一个展览”

  记者:举办如此规模的大展,资金机制是怎样的?

  霍吉淑:大英博物馆的常规展览是英国政府出资支持的。但诸如“明:盛世皇朝50年”之类的特殊展览,有独立的赞助商与我们合作。此外,观众需要购买门票来参观本次展览。因为从众多英国以外的机构借展的费用以及运输的费用使得本次展览的成本非常高昂。

  司美茵:大英博物馆的所有大型特殊展览,都会寻求企业赞助。国际型的展览费用很高,例如长时间的国际性研究费用。再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包装和运送展品。只有符合特殊要求的专业包装才能确保艺术品不受损坏,运输、装卸费用极高。而且大型展览对布展设计要求很高,每一个细节都要精美,以保障益于观众接受、欣赏展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同时还要制作展品图录、安排丰富的公众活动,所以这是一个开销巨大的项目。

  中国博物馆:后发者不必过于匆忙

  记者:2007年大英博物馆举办了“秦始皇兵马俑”展览(2007年9月13日–2008年4月6日)。该展览成为大英展览的票房黑马,参观人数在大英历史上排位第二(85万人次),仅次于1972年的“图坦卡蒙宝藏”展览(165万人次)。“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是大英第二次举办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展。两次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

  司美茵: 两个展览确有一些共性。其中重要的共同点在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使命就是让观众能够在博物馆里欣赏到来自中国的精美艺术品和文物。并通过展览内容,让那些之前不了解中国的观众借此了解中国;让那些熟知中国的观众,有机会看到新内容、学到新知识。两个展览基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庞大的观众群体,能够分享到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另一个共同之处则是,我们都是和最出色的专家合作,我们建立了国际化的团队,其中既有植根于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的学者,也有来自中国、欧洲、美国等全世界范围的学者。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组成团队,共同阐释展览的主题。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秦始皇兵马俑”展览历时6个月,展期长于一般的展览,其中部分原因基于该展览的受欢迎程度。该展览是第一次使用被称作“圆形阅览室”改建的展厅,那曾是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这次展览的美妙之处在于第一次使用这个展览空间,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展示中国历史的辉煌。最有意思的是,此次明朝展,又将再次启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新的大型展览空间(Sainsbury Exhibitions Gallery)。所以说,秦始皇兵马俑展和明朝展还是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此次明朝展将由中国多家博物馆提供展品,同时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我们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协助我们促成从中国各个博物馆借来展品。而秦始皇兵马俑展的所有展品均来自西安以及周边地区。所以当时我们只和一个行政单位直接合作,但明朝展是与多家中国博物馆合作。

  记者:本次展览收费16.5英镑(约合人民币160元)。而对于多数中国观众而言,并没有支付如此价格观看展览的习惯。你将如何向中国观众推荐本次展览?

  霍吉淑:把它想象成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看展览的经历也是一种娱乐体验,但是你在展览上的见闻和感悟则会伴随你更长时间。该展览不会去其他地方巡展,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如此展品,恐怕此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哪怕你仅仅想看到来自中国的藏品,你也不得不自己预订机票,耗时数周,奔波于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才能看到。而这个展览则把那些中国珍品连同来自欧美的珍品一次性地展现在你面前。我想这与电影票类似的价位绝对物超所值。别忘了,这可比在英国看一场足球比赛便宜多了。

  司美茵:我们坚信,这将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些珍品同时出现在一个展览上。绝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为什么值得为这个展览支付16.5英镑的门票呢?请想象,一个专家团队,他们从几乎所有中国明代1400年至1450年间的珍贵文物中挑选出最让人兴奋、最具代表性的展品,向我们叙述中国明朝这一时期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不论你是否出生在中国还是生活在中国,会花毕生的时间研究1400年至145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物有哪些。而只要你来参观展览,支付门票,你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专家团队的研究精髓。我们还会把研究结果以一种在视觉上令人非常享受和愉悦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这也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原因。

  大英展出的中国文物是馆藏中“冰山的一大角”

  北青报: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关于中国的大型特殊展览,大英博物馆,特别是亚洲部,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领域也非常活跃,请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司美茵: 我们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合作,也收藏中国现代、当代艺术,组办展览。2011年我们举办了徐冰的个展“背后的故事7”,我们还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网站做了特别的页面,介绍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创作“背后的故事7”艺术装置的过程。我们选择徐冰,部分原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收藏了他的作品《天书》。我们积极地收藏了一些当代版画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发展成为装置艺术家。徐冰也是这部分中国艺术家此类转型的一个代表。

  我们曾和雕塑家展望合作,他的代表作品是不锈钢“假山石”系列。我们举办的“秦始皇兵马俑”展,展示的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展览期间,我们想到如果能同时向公众展示中国的当代艺术,会有特别意义,所以在兵马俑展时,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其中展品就包括借来的一个展望的巨型作品。我们将作品摆放在大中庭,所有入场观众在去亚洲馆看“古代中国”的路上,首先看到的是“当代中国”。大英博物馆后来也收藏了展望的一个小型作品。

  基于我们与展望之间以往的合作,我们和中国艺术基金会(The China Art Foundation)共同开始一个新项目,开展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西方当代艺术家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探索艺术家个人对于“全球艺术”这个概念接受度、“全球艺术”的存在性、艺术家个人背景对他作品的影响、艺术家国际交流和国际化思维对作品的影响,所以我们邀请两位雕塑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大英博物馆都有收藏,一位是英国的雕塑家、装置艺术家大卫·纳什、一位是展望。我们将邀请这两位艺术家在公众面前展开对话,对话将有同声传译。我们将请大卫·纳什讲述他从中国看到些什么、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感受,这其中哪些对他雕塑作品产生了可能的影响;将请展望讲述他从西方传统中看到的和吸收到的。将中国和西方的两位艺术家邀在同台而坐,面对多元文化语言背景的观众交流。通常喜欢中国艺术的听众,会去接近中国艺术家;欣赏西方雕塑的会去和西方雕塑家交流。我们如何把这两部分听众融合在一起,这其实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无论听众对哪一方的艺术更欣赏、更有兴趣,都可以开阔思路、更随意、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待艺术。

  记者:大英博物馆拥有大量的中国藏品,但是对公众展出的部分却是冰山一角,这样的说法准确吗?

  司美茵:是的,但那是“冰山的一个大角”。我们拥有大量的中国藏品,并会不定期更换展品。我们建立了一个可以更换主题的永久展馆,选择我们想做的主题,如“古代青铜器”、“不同年代的玉器”、“晚期宫廷艺术”、“漆器”等。我们会更新展示柜里的展品,但是有些珍贵脆弱的展品,比如漆器,并不适合长期暴露在外。我们还不时地更新学术部分的内容,就以漆器为例,我们会根据最新研究结果更新展品说明。出于保护藏品的考虑,众多绘画、纺织品、有机材料的藏品等都不会长期陈列在外。每隔几年,我们就从用于研究的永久藏品中选取一些举办特殊展览,对公众开放。我们将于今年4月以大英收藏的知名中国绘画为主题举办一个展览。此外,我们收藏了一幅非常重要的来自公元5-6世纪时期的中国绘画作品——《女史箴图》长卷。但这幅作品太古老、太脆弱了,因此每年只有几周的时间可以观赏。我们正在筹备一间新的展厅,为《女史箴图》的展示提供良好的展览环境。这个展厅将于今年6月对外开放,展期约为6周。

  中国博物馆有硬件优势 管理体制可考虑借鉴西方

  北青报:中国正在大量开设博物馆、美术馆,有数据显示,2012年新开博物馆、美术馆数量超过400所。但如果计算人均享有水平,中国仍然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除了数量方面的不足,在博物馆、美术馆的质量上,你如何看待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状况?

  司美茵:坦白地讲,从目前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水平来看,我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互相学习。中国可以从大英博物馆等西方历史悠久的博物馆身上获得经验,但我们也在向中国学习。中国的一个优势就是,一切都是新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可以运用最新的科技,一切都可以达到现代水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改进的方面。

  从2006年开始,大英博物馆每年暑假都有一个为期6周的项目,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博物馆专业人士来大英博物馆了解学习。通常,这个项目每年会有两位参加者来自中国。他们可以学习我们整个工作流程和方式,从我们如何编目、注册藏品、录入网上信息,到策展流程与文物保护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再到我们如何与其他部门合作,比如,市场部如何面对公众推广宣传我们的活动和展览,如何进行教育项目、开展儿童项目、与学校课程合作、设计成人教育项目等。我们对设计提供大型培训项目也非常感兴趣,如果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希望和我们合作,接受更为系统的培训,学习我们在过去250多年中的经验,我们很乐于分享。

  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有较高的水准,但有些部分显得“过于匆忙”。如果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有一个很紧迫的截止日期,那么如何仔细地并遵循流程地完成工作确保展览和项目的质量?但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办法,而且还不错。

  在西方,博物馆、美术馆推行一系列制度和流程,比如各种各样的评审机制。在英国,为了确保私人博物馆、美术馆达到一定的水准,由公益机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评审博物馆、美术馆的章程和收藏,并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而非管控的方式去规范这些机构。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非常活跃,我想这类制度在中国尚未成形,也许中国可以在这个方面向西方学习,并把这个制度因地制宜地用在中国自己的环境中。

  记者:大英博物馆在以往有过和中国艺术机构合作在中国举办展览的经历,未来还有这类计划吗?

  司美茵: 我们非常开心能把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带到中国,我们曾在中国成功举办过很多次展览。在中国举办的展览多数是非中国艺术文化的,如古希腊、古罗马、英国艺术等不同主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中国举办古埃及展;仅有的中国艺术展,是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瓷器和中国出口瓷器展,由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合作举办。所以我们办展的主题有很多,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展览市场。我们把有可能办展的资源列出来介绍给中国的博物馆合作方,相关的博物馆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承办。承办方式是世界各地博物馆统一的,即要负担一定的运输成本和费用。但这是一个合作,是否承办,得由当地博物馆决定,由他们来考虑展览主题是否适合当地观众。我们非常希望古埃及展能在中国巡展。

  关于大英博物馆和“明:盛世皇朝50年” 

  大英博物馆,世界上首家国立公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如今,它已成为世界顶级博物馆之一。其拥有的800多万件跨越世界文化史的珍稀藏品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观众慕名而来。2013年,大英博物馆参观人数再创新高达到670万人次。大英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但每年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有主题的、付费特殊展览。这些特殊展览精心的策划和难得一见的展品往往是吸引观众前来参观的重要因素。

  “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将展出一系列精美绝伦的物品——包括精致的瓷器、黄金、珠宝、家具、绘画、雕塑以及纺织品——它们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大多展品都是最近被发掘并且从未展出过的。展览内容包含5个部分:宫廷生活、军事、文化艺术、信仰和外交贸易。此次展览的目标之一是挑战过去过分强调的有关16世纪后西风东渐的中西交流史,把目光转移向亚洲各地之间长久以来复杂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曾经产生的影响。同时,展览会探讨明代本身的多元文化,以及当时多样而非单一宫廷的重要性。通过近年来对藩王王室文化的精彩考古发现,让艺术和物质文化有力地改变我们以往对这个时期的看法。(参考大英博物馆中文网站)

  地点:大英博物馆

  时间:2014年9月18日-2015年1月4日,上午10:00-下午5:30

  票价:成人16.5英镑(约为160元人民币)

  关于司美茵和霍吉淑 

  司美茵(Jan Stuart),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除部门行政职能外,她学术专长在于中国艺术以及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14世纪至20世纪早期)。

  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的两位策展人之一。她是大英博物馆斐西瓦乐·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收藏、中国瓷器以及越南艺术的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