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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坚:披着"艺术"外衣的"世界观"

来源:东方早报 时间:2013.07.08

  世界观伪装为“艺术观”,就是高度强调“前卫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对既有秩序的质疑和反叛”,好像无需任何前提。忽视乃至践踏相关前提,除了够胆作为影响到“国际”上去,尤其于国内,有的艺术家的“反抗意识”简直到了可以无法无天的地步。

  因为我一直主张搞艺术应该归位到“做人”和“做事”的角度思考合法性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很多批评家、艺术家所标榜的“艺术观”,实际上就是披着“艺术”外衣的“世界观”,特别是当艺术家、批评家将艺术方案、思想付诸行动,进入实操层面而跟社会发生真实作用时,“世界观”的问题和意义就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关注合法性,讨论何为合法性、何种合法性,进而希望通过讨论合法性与公私权力的关联状况、受时间因素影响、有超前或滞后之性质区别,以期严谨定位之的原因。

  遵循这个原则,近日我撰文批评参加威尼斯“平行展”的一位女性艺术家在有清规戒律的教区艺术场馆裸游,搞所谓“反抗宗教”行为艺术,其产生的反应之大出乎意料。我并不是泛泛关注、讨论可不可以“对抗宗教禁律”、“冲撞宗教禁区”,而是要具体化探讨某个艺术活动的底线:你“做客”威尼斯,到了人家禁区去,就应该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更何况,这个行为还涉及从中国大运河运“污泥”进威尼斯河道里的不可理喻方案,可能涉及海关、环保等具体法律禁止问题,相当严肃。就像有位艺术家,如果在不告知、不协议的情形下,在威尼斯上空私放“飞行器”,反过来要责怪人家出动警力。很多人对我批评的反应,也是类似逻辑。威尼斯河多海宽,那位女艺术家如果不在宗教特区,到海里尽情裸游去,我就一句话的谈兴都没有的——人家裸体海滩或者还挂横幅欢迎难得的“黄裸”呢。

  从方法论上讲,我赞同具体分析法,并一直坚持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但在具体批评互动中,我又不得不发现,如果没有更高位的世界观共识前提,具体化过程中会陷入艰难的理解分歧。打个比方,在本次争论中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我不是任何“性别主义”者,主张从“人”的角度思考艺术,关于“性别平等”的内涵,则认为从人之为人的“(人)本然主义” 角度恰好应该承认“性别差”乃至欣赏这个“差别值”。但参与讨论的女权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她们不愿意认领、讨厌乃至要争取去除这种“差别值”、“差别美”,进而固执地认为造成现状的原因是因为“男权霸权”。我简单一句评语“您的有些话就有女性特点,感性,条理不够”,对方会马上指责我“性别歧视”。但她们确实总是缺乏逻辑地把事做绝把话说断。比如说一些宣判句式,你只知道说话的她确实图了一时口快之“后果”愉悦,却完全无顾逻辑、依据之因何。依她们如此的性别特点,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比如用违法违规的行为去反抗不合理,本身就陷入了反抗别人犹转反抗自己的怪圈。

  大家应该感觉得到,她们所用句式、句意,很容易找得到恰好也是在反讽她自己的语用背景、历史来源,因为这样的话语背景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你毫无理据地“宣判”别人是“爪牙”的时候,你自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形象。我总是在想,一个人的世界观之形成,其实跟这样的话语教导环境也许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如我们熏陶而成的改造天地之历史观、无限革命之哲学观、彻底反抗之人生观、无神无畏之宗教观、优胜劣汰之发展观等,无不与主流意识形态或显或潜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于是,你很容易理解她们毫无保留的赞美和亢奋:“‘六八学运’是当代艺术发生和兴起的社会背景,同时伴随着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艺术也由此派生。那是一个试图打破一切既有传统和束缚的年代,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极大的解放的个体的创造力。那成为当代艺术的黄金时代……”我很担心一不留神产生时间错觉。

  世界观伪装为“艺术观”,就是高度强调“前卫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对既有秩序的质疑和反叛”,好像无需任何前提。忽视乃至践踏相关前提,除了够胆作为影响到“国际”上去,尤其于国内,有的艺术家的“反抗意识”简直到了可以无法无天的地步。因为,既然她们假想的现实是“要遵守的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你觉得法律是可信的吗”,那么,正如其所言,“你如果用正常思维,你用正常行为,你无法做艺术,艺术家的确是有这种功能,就是前卫性,他(她)有超越伦理、超越法律这种责任还有义务”,“你使用中国的道德、法律来约束艺术,艺术恰恰是对这些东西的反叛”就必然顺理成章了。这种情形,转用批评家吴鸿批评中国艺术家蜂拥威尼斯的话,她们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受迫害者求解放’的潜在心理”,也是“在刻意给自己披上一层‘讨公道、要说法’的‘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在彼时,一种‘边缘、非主流’的身份是对他们有利的;而在此时”,则要指责我等批评者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而成为了……正义之师了。这其实就又进入了我上面所说的“自我反讽”境地去了。

  暂且不论将宗教或将涉及具体的而成文的清规戒律和具体的环保法律跟“道德与伦理”混谈是否合适,仅仅一句“叛逆与对抗却是超道德的”,几乎就是当年一句“造反有理”的翻版。这一代接一代的“世界观改造”,实在是为多少“伟大艺术家”的诞生打下了多好的埋伏啊!

  世界观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是一种自由,可以通过言论自由进行讨论,但如我上面所担忧的,一旦“进入实操层面而跟社会发生真实作用时”,其危险性是需要警惕的。以跟我争论的个别女权主义艺术家为例,她们在自己网络空间上用“重口语”质疑我的批评“你的脑子真的有问题……别再让我看见你不堪的言辞”,却在空间里对我的“不堪的言辞”——不骂人不爆粗的言辞——痛下禁令,“掠夺”我的评论权利,单方面张扬她对我的“评论胜势”。她是争权力的女权主义者,呼吁平等、正义,开口闭口就问“你怎么不维护正义”,却是此般背道而驰性质的行为,真是什么权力到手,难道不危险吗?

  在她们组织的女权主义艺术展览中,有很多出格的行为,比如在公众集合场合当众“自残”。她们支持、赞扬自己成员为所谓“冲破清规戒律”、“当众开枪”,说艺术家“有超越伦理、超越法律这种责任还有义务”,强调“你使用中国的道德、法律来约束艺术,艺术恰恰是对这些东西的反叛”,自己的活动也不制定规则、维持规则——包括别人干扰展览时学会报警启用治安条例,更不负起责任检讨自己、忏悔自我,却一味指责没有规则意识的、够胆冲破规则的人“侵犯别人”干扰她们的艺术活动,这是什么“女权作为”?更关键的是,该活动中策展人、参展艺术家相互隐瞒,行为恶劣。

  是的,我一般不对别人做道德指责,但如果有事实为依据,应该把问题指出来。但实话说,我更关心其中涉及的世界观问题。如果一个人靠欺骗、隐瞒乃至犯规犯法去从事公共艺术活动,特别是去合作开展艺术活动,不论什么“性别”,我认为都是危险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但这或者仅涉及个人和合作者;长期以来,艺术界深受本国根深蒂固的类似于“先发展、后治理”世界观、理念的影响,迷信“发展是硬道理”信条,认为艺术、艺术活动“重要的是做”、“做了再说”,以为只要制造得出景观、奇观就好,为此甚至违德犯规乱法也在所不惜,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小圈子的危险了!

(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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