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美术馆重点推出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从11月初开展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除了展览本身，围绕这一大型展览的相关配套公共美术教育活动也相当引人关注。近两年来，公共美术教育在中国美术馆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也使中国美术馆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公共美术教育是“文化创新”之举
11月6日下午，150余名来自北京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参观了“农民·农民”展，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
11月18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里，一场名为“社会变迁与美术中的农民形象”的讲座开始了，台下的听众既有青少年，也有满头白发的老者；既有学美术的学生，也有社会各界的美术爱好者。
11月19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门前，行知打工子弟小学的少年儿童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中国美术馆赠与他们的绘画材料。这一天，这些孩子第一次走进了美术馆，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了他们心中的农民形象。
通过一系列公共美术教育活动，中国美术馆面向社会上培养了一批喜爱艺术、关心美术、热心美术馆工作的中国美术馆之友。他们不仅积极听讲座，还投身到美术馆组织的其他活动中，成为联系美术馆和广大观众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把中国美术馆公共美术教育的拓展看成是新形势下的文化创新，并把它作为中国美术馆向文化部申报创新奖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最后答辩阶段。公共美术教育在中国美术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以艺术家为中心到以大众为中心
现在中国美术馆不再是一座远离公众生活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去。这一转变值得人们思考。
“在当前的环境下，美术馆这样的机构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公共性。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从美术馆获得除了观看展览之外的各种体验。但过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美术馆的重点是典藏、展览、学术研究、美术交流、场馆设施建设等，公共美术教育相对比较薄弱。”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王安说。
为了拉进与大众的距离，从2004年4月起，中国美术馆先后邀请了邵大箴、水天中、郎少君、薛永年、刘曦林、王镛、莱尔·康斯坦斯女士等40位中外专家学者举办了60多场讲座，每月1至2次，最多时达到了5次。中国美术馆的学术讲座现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性的活动，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王安说：“美术馆的工作只停留在展览陈列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需要专家针对重要的美术家、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美术思潮对普通观众做一些普及兼提高的服务工作，这种在学术层面上的引导和教育，是院校教育的补充。”
2004年下半年，中国美术馆在机构调整中，增设了公共教育部，公共教育部的成立，使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一工作的常规化，使得公共教育工作成为中国美术馆业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中国美术馆针对少年儿童启动了“我在中国美术馆画画儿”主题活动，数千名孩子将美术课堂教育延伸至了美术馆。目前这一活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美术馆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这一天也成为了小朋友们的一个节日。此外，中国美术馆还开展了面向社会不同人群的主题活动，农民工、社区居民、大学生、驻京的外交使节和外国友人先后被邀请走进了中国美术馆。
另外，中国美术馆工作人员有限，遇到大型展览或活动就非常需要一支热心公益事业、作风良好、能吃苦、守纪律的志愿者队伍。为此，今年美术馆从社会各界组建了100人左右的志愿者队伍。而在国外，能拥有一支出色的义务工作者的队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
“以大众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把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典藏、研究水平降低，而是对这些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为艺术家服好务，更要为广大观众服好务，这是中国美术馆服务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王安说。
公共美术教育任重而道远
虽然中国美术馆的公共美术教育在这两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王安也表示，公共美术教育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2004年“论印象派艺术”的讲座吸引了大批观众，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学术报告厅的过道里都挤满了观众。显然，目前的报告厅还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同时，面向公众的美术图书馆、餐厅、咖啡厅、工艺品商店等由于条件限制，目前也不是很完善。陶艺室、女红坊、书画室等也由于场地、资金等原因还没有建设。而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和资源，联合开展各方面公共教育工作，可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方法。
据王安介绍，中国美术馆将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将美术馆的优势和资源与社会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新局面。
（参考消息-北京参考 记者田莉莉）
